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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时间:2010-07-14 16:03:25  来源:  作者:

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汉语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很多人因此批评我。我提出的六条具体的做法却被忽视,不进行实质讨论,却是扼杀的态度。这让人失望的,这种谩骂在作家圈也存在。这是很让人愤怒的。

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记忆往往带有功利性和选择性——记住愉悦,忘却痛苦,比如1976年7月27日,我妹妹在湖北因为游泳救人时淹死,这样的事件就在记忆中被冷藏了,写作就要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本书最后一章《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主题太复杂也太沉重。我一直拖,拖到今年5月,才终于在柏林完成了。写这一章很痛苦,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是感情的付出。换个角度来说,正是通过文字本身,我和父亲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我周围的朋友回去后,也证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

他(张枣)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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