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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学术文化博弈也制约变法革新成败

时间:2014-05-24 17:27:25  来源:  作者:

徐凯: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明清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著有《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革新与变法》、《清代政治史》,主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论文集》、《杰出历史人物与澳门》等。

以下为演讲选编

改革是对社会发展的不同痹症进行调整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规律?从古到今,学人都在探讨这一问题。《易o系辞下》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后,想要再前进就必然发生变故,解决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穷则变”就是指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本身会发生一种自我调整的变革,这个变革可以保证事物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也就是所谓的“通”,“通”了之后方可长治久安。《易经》是讲宇宙万物的演变规律,这个变化对阐述社会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借鉴意义。万物的变化概括起来三个字,即“变”、“通”、“久”,对社会发展而言,“变”、“通”、“久”是其运转的润滑剂。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中外历史亦然。

改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现实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革新或变法。初步统计,有文字记载的将近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史中,大小改革变法将近百次,改革和变法从未停止过。历代学人记录、总结和探讨改革发展的规律和得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说它现实,是因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目前的改革面临诸多问题。如何解决改革带来的新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寻找新措施。我想以古代历史上典型的革新与变法为例,加以说明。

古代具有代表性、影响比较大的改革家有战国时代魏国李悝、楚国吴起、秦国商鞅,汉武帝刘彻、王莽、光武帝刘秀,北魏孝文帝元宏,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玄宗李隆基、刘晏、杨炎,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元世祖忽必烈,明代张居正,清代太宗皇太极、世宗胤禛,晚清康梁“戊戌变法”等。下面我想谈四个问题。

第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非常著名的改革,它随着百家争鸣而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都在讨论如何来解释宇宙,如何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可以说诸子百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法、道、墨四大家。年轻的商鞅曾拜杂家尸佼为师,涉猎各派学说。他倾心法家,“少好刑名(法律)之学”。商鞅将这几大派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以法家思想为主。商鞅在迁居魏国的时候,魏国已经有李悝的变法了。这个时候李悝的变法,主要是要废除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实行“尽地力”、“善平籴”的经济政策。李悝还制定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法典,即《法经》六篇,魏国很快成为诸侯强国。而商鞅在魏国,只是担任宰相公叔痤门下“中庶子”,公叔病重,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商鞅并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商鞅不得已来到了秦国,秦孝公张榜招贤,商鞅通过嬖臣景监见到秦王。起初,商鞅大讲道家的“帝道”与儒家的“王道”,孝公听了没有兴趣,昏昏欲睡;但当商鞅讲解法家的强国之术“霸道”时,孝公非常兴奋。君臣二人席地而坐,一连数日都在商讨强国之术。

秦国要强盛,就必须解决目前的落后状态。商鞅的主张获得了秦孝公支持,但秦国朝中的勋旧激烈反对,反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变法,怎么去变法。于是,商鞅在朝会与勋旧派争辩,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舌战群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甘龙和杜贽,他们认为要守“先王之法”,并认为“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制”。但是商鞅强调“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他举了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而取得了天下、夏朝和商朝由于守旧而导致灭亡的例子。这个讨论在朝中的影响非常大。

再来看看汉武帝刘彻的改革。刘彻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从16岁开始,作了54年的皇帝,占整个西汉统治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少年皇帝还不能处理朝政,太皇太后窦氏代掌权,她起用亲侄儿窦婴为丞相,起用汉武帝生母皇太后的弟弟田蚡为太尉,佐理军国大政。但是窦婴、田蚡都是儒家门徒,他们鼓吹儒家治国之术,试图改变旧政。这样的改变激怒了窦太后,于是免去了他们的职务,一切由太后裁决。

汉武帝亲政后,汉代存在着三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一是国初分封的诸侯王权力膨胀,虽然几次削藩,但诸侯王仍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势力,并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二是土地过于集中,农民同地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不稳定;三是边疆未定,北部匈奴经常骚扰中原,同时南方两越族不断挑起事端,民族矛盾越来越激化,边塞烽火不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汉武帝面临如何解决这些社会大难题。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王安石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被列宁称之为“11世纪的改革家”。北宋中期,宋代建国已经有一百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积贫积弱,所谓“积贫”就是国家贫困,“积弱”就是边疆经常打败仗。宋代的土地高于集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生活非常困难,成为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僚机构庞大,冗官冗员充斥,募兵的数量越来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宋代包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宋真宗赵衡时期,中央的官吏大约有9785人,到了仁宗赵桢时期达到了17300人,中央官吏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翻了将近一倍。地方官员是“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这种状况导致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爆发。

这个时期有一些著名大臣,诸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宋仁宗任命他们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被授权革新,“兴致太平”。范仲淹上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书,提出十项“新政”建策,中心内容是改善吏治,裁汰冗官冗员。但是因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这批变法的大臣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推行不到一年的“庆历新政”夭折了。《岳阳楼记》就体现了范仲淹改革失败的惆怅心情。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国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过去在研究古代史时,总是会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实上国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很大,农民与地主、国家的矛盾也很大。这就需要王安石变法来变革国家、地主、农民间的三角利益关系。

忽必烈改革主要是解决进入中原以后如何适应中原的发展状况,如何来调整蒙古贵族对中原的统治政策问题。在蒙古骑兵连年征战,横跨欧亚大国的过程中,给社会带来了四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征服过程中野蛮屠城;二是掠夺驱口(驱口即战争中被俘强逼为奴﹑供人驱使的人),经常把驱口进行买卖和交换;三是蒙古汗国南下过程中变农田为牧场,这对中原是的很大破坏,蒙古军队将农民的耕牛全部收缴,到了春耕时期,农民们无法进行耕种,生产被严重破坏;四是内外离心,泛用虐刑。

再来看张居正改革的背景。明朝中期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兼并迅速扩展,皇帝、勋戚、王公贵族、宦官、豪绅地主大肆侵占农田,聚敛财富。皇帝建皇庄、放“皇债”、开“皇店”、卖“皇盐”、办“皇窑”,谋取暴利,皇帝做生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导致“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此外,明中期后,皇帝多不理朝政,权力由宦官与官僚(内阁)轮流掌控,明朝的宦官政治非常严重。后来,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改革。以上我举了改革的不同背景,是为了说明改革是针对社会不同时期的各异弊端进行的调整。

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同步展开的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改革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习俗同步进行的。从以往社会改革的经验来看,经济改革必然伴随着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改革的同步展开。

首先看商鞅变法。商鞅的两次变法中,第一次变法是在公元前359年,这个时期主要是解决户籍问题,把百姓重新编制起来。这个时期有个习俗是“聚族而居”,一个家族往往都是很大的,但商鞅提出要实行“小家庭”制度,这样可以增加国家收取的赋税。另外,商鞅编制户籍,实行连坐之法;颁布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田纺织;重奖军功,制定二十级爵。第二次变法中,商鞅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设置分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又统一度量衡。

汉武帝在改革中主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建立“中朝”,提高君权,起用一批长期在身边、地位较低下的有才干的中下层官吏与侍从来充当皇帝的谋士,参与国家局部决策;其次是用“察举”的方式来选官;接下来是设置刺史,弹压豪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划分成冀、幽、并、兖、徐、青等十三个监察区,每州设刺史,专司监察;设司隶校尉,也是要解决对地方的监察和控制问题。另外是调整经济政策,扩大财源。在改革过程中任命大商人桑弘羊等为理财官,并实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革财政,首先,改革币制,由国家统一铸钱,过去的钱币很混乱,大小、轻重都不一样,现在要由国家统一来管;其次,把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盐铁均属平准,财权收归中央,将盐铁、酿酒等工商部门收归国有,由国家经营;接着实行算缗和告缗政策,削弱富商经济实力。算缗,即国家向大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告缗,即隐瞒财产或申报不实者,一经查出,没收全部家产,处罚戍边一年,同时奖励告发者。

最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应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定“儒术”于一尊。从此儒家学说开始为君主专制政治服务,汉武帝开了王朝将其作为统治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的先河。董仲舒的思想都体现在《春秋繁露》这本书中,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揉杂了道、法、阴阳五行之说,提出“天人感应”说,把神权、君权、父权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神学体系。他鼓吹“君权神授”、“灾异论”等,其实这是对皇帝的权力有很大限制的,即皇帝受命于天,必须替天行道﹔若所为背离天意,必遭天怒,出现自然灾害,以此规范皇帝的所作所为。所以在汉武帝统治后期,汉武帝曾经下了罪己诏。董仲舒坚持儒法一体,阳儒阴法,一面宣传“以教化为大务”,另一面主张“正法度之宜”。

再看孝文帝的改革。魏孝文帝改革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起,历时十年,由冯太后主持,革新政治、经济制度,重点是整顿吏治,推行均田,建立三长制,加强对地方控制;而第二阶段从太和十八年(494年)起,这是改革的重点。孝文帝不顾鲜卑贵族的反对,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国都。迁都挺进中原,对鲜卑拓跋部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迁都后重点是变易鲜卑族习俗,如改鲜卑士民服饰为汉服、官员改说汉语、禁止使用鲜卑语、将鲜卑人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字汉姓,确立门第等级等。这一系列措施都推动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但也有人说,孝文帝的改革是把鲜卑民族给毁掉了。

唐玄宗改革前已经有两个样板,一个是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一个是武则天时期“武周改制”。唐玄宗的改革主要解决了武则天死后长达八年的争夺皇权的动乱。李隆基的改革在几位名臣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等的辅佐下,改革了武后以来的种种积弊。首先是刷新吏治,裁掉冗官冗员;又别置学士院,设翰林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朝政;改革兵制,用募兵代替府兵,边区设置节度使,把少数民族的头目都管理起来。白居易有诗曰:“十万夫家供税课,五千弟子旧封疆。”在整顿财政方面,捡括户籍,优先发展农业,开垦土地;同时对诸王加限制和控制;另外颁布《禁厚葬制》,禁止贵族、官僚厚葬,贵族死后不能铺张浪费,否则要对其进行处罚。

王安石曾经给仁宗赵祯上了一封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明确提出“改易更张”的建议。王安石认为朝廷财政匮乏的根源,不在开支过多,而在生财无道,生产的物质太少,所以国家财政紧张。他认为应“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在法家“富国以农”的思想指导下,“理财以农事为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而,王安石实行了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等理财和整军的一系列措施。如均输法,皇室和朝廷所需购办的物质,采取“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方针﹐通盘筹划,以免浪费国家资财;青苗法,州县官府每年按夏、秋两季借贷给主户(纳税户),主要指自耕农、半自耕农,低息二分,半年后归还;募役法,废除民户按户等高低轮流到州县衙门充当差役(也叫职役)的规定,改为地方官出钱雇役;市易法,京城开封设立提举市易司,又在杭州、越州、扬州、成都、广州等19个较大都市设置市易务,由国家出资,平价收购市场积压物品,待市场商品短缺时,批发或赊贷给商人,投放销售,以此平抑物价,抑制富商垄断贸易。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十项变法中,前六项是理财,后四项为整军。

忽必烈改革主要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退牧还农,禁止屠杀和掠夺驱口,保护社会生产力,所以他在元朝中央机构中设立司农官署,劝老百姓安心务农。同时编纂《农桑辑要》一书,刊布州县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在政治方面,他“变易旧章,作为新制”,如改元立号,建全法度纲纪;废除世侯,削弱王公贵族势力,打击豪强,解除军阀和大地主武装;罢去州县官世袭制,实行选官制。忽必烈这20多年的鼎固革新,当时被叫作“改汉制,用汉法”。所谓汉制,就是采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谓汉法,即是用加强中央集权来统治之法。他特别利用两部分人,一是吏,用吏治理百姓,如刘秉忠、王文统等;二为儒,用儒士宣扬程朱理学,从思想上笼络士人,如许衡、姚枢等。

张居正的改革更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步进行。在政治上,他调整机构,提高效率;裁汰冗泛、任人唯贤;用考成法提高办事效率,用保甲法来稳定秩序。在经济上主要以发展生产为重点,首先他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另外实行赋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在军事上主要是整饬武备,解决蒙古问题,训练士卒,安抚边区。

(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改革的整体成效是推动了社会进步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改革的成效。众多改革的整体成效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改革的目标是“国以殷盛,民以富强”。改革与变法的王朝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开疆拓土,出现由乱达治的景象。

商鞅变法的效果概括起来是四个字﹕治、富、强、王。《商君书》中说到﹕“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鞅变法后,秦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秦王嬴政能够“灭诸侯,成帝业”,统一中国,是商鞅变法奠定了这一伟业之基,如果没有商鞅变法,秦国不会立于六国之上。

汉武帝多年来坚持实行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这个时期儒家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他多次命令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率兵北击匈奴;又派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原与西域相连的“丝绸之路”,开拓东南和西南边疆,密切了少数民族同内地的交往。此时西汉已经成为富庶强盛的大帝国。

唐玄宗的改革持续近三十年,“天下大理,河清海宴”,“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同来,海内安然”。最典型的是杜甫写开元盛世的一首诗《忆昔》,诗中描述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岛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王安石新法实行十六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王安石变法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窘况。忽必烈改革期间,河北邢台试点三年,选廉吏,务农桑,增户口,“号称大治”;山东地区“岁余新桑遍野”,“至元、大德年间,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张居正改革的10年期间,国家渐渐富裕起来。东起延永西至嘉峪七个镇,烽火不惊。蒙古问跟中原关系也很好,当时的蒙汉人民“合为一家,永享太平”。

学术文化的博弈制约着改革的成败

第四个问题是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首先,政治改革应当以人为本,核心是民主,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改革中来,以社会精英和民众相结合为益。但这在古代社会是很难实现,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地强化,改革成为少数社会精英的事业。其实中国在先秦时期,民本思想就已经就产生了,《孟子》中讲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这句话后来却颠倒了,皇帝和国家最重,百姓最轻。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后不久将《孟子》的民本思想全部删去,编纂成《孟子节文》。到了唐代,皇帝开始重视民众的力量,唐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因此政治的清明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后来唐朝的影响非常大。到了16世纪,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公开批判君主专制,社会到了这个时期,君主对社会发展起到的阻碍作用,知识分子提出了他们的质疑。

其次,古代多次的变法与改革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改革派每次取得进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商鞅在秦国执政19年,新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得以推行,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以太子驷为代表的一波保守派,开始对商鞅变法进行否定和反击,最终商鞅被迫辞官归乡。王安石变法也是如此,他依靠宋神宗。在神宗摇摆不定时﹐新法就贯彻不利。哲宗赵煦登基﹐从元佑元年(1086)起﹐以司马光等守旧派逐项废止已经实行16年的新法﹐史称“元佑更变”。

第三,改革与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须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多数人从中获益,不能取利天下,国富民穷,否则改革不能持久。这是多数改革的共同的特点,国家富了,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是不少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改革者往往将变法的成功与否皆寄托在某个帝王身上﹐过分地依赖君主﹐导致改革的社会根基脆弱﹐革新难以持久。另外改革过程中,一些重要条款是针对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者的。很多措施使得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多,却剥夺了商人的“毫末之利”。商鞅变法,汉武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均有这些问题。这种改革到了后来,社会上的抵触情绪会越来越大,只有让更多的人获得较大利益,他们才会拥护改革。

第四,改革是革新派与守成派之间的激烈博击,涉及到各个集团方方面面的利益,因而很容易导致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改革的业绩将永留千古,彪炳千秋。商鞅因变法而被车裂,但即便如此,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六代,商鞅变法都没有改变,秦国的百姓都能言商鞅之法。王安石在变法,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斗争的十分激烈﹐保守派上书神宗﹐说他罔上欺下,“误天下苍生”。连天气干旱﹐华山滑坡﹐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不当。张居正改革也遭遇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御史傅应祯﹑巡按御史刘台等人的攻击,到天启二年(1622)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功名。

第五,经济制度的改革必然会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否则经济改革不可能深入。历史上的改革与变法都是从经济开始入手的。从春秋战国开始,改革都在解决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问题。随之而来的才是政治体制的转变。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解决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问题,使得部分的民众富起来,早期的地主都是军功地主和富商地主。所以商鞅在制定二十级爵位的时候强调奖励军功。那么,汉武帝建立“中朝”时期,也是要制定经济政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今天回过头来看,皇帝成为改革主导者的时候,改革的推进比较容易,但是规模不是太大,改革相对比较平稳。当大臣为主角进行改革的时候,规模相对较大,但是阻力颇多,这个阻力主要是来自于旧势力的反对派,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六是学术文化的博弈制约着改革与变法的成败。我们过去在讨论改革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学术文化对整个改革的支撑。改革与变法实际上也是一场传统学术文化的论争。先秦的诸子百家(儒法道墨),汉代今文经与古文经学,汉唐儒道释,宋明理学与心学,清代汉学与宋学,均影响了每个历史阶段的变法进程。

学术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前面提到的改革都和学术文化有关系。钱穆的《国史大纲o引论》中提到“近世史学革新派所关注者,有三事:首则曰政治制度,次则曰学术思想,又次则曰社会经济。此三者,社会经济为其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其最上层之结顶,而学术思想则为其中层之干柱。”他说的这三者之间关系,上面是政治制度,下面是经济基础,学术思想是中间的顶梁柱。

学术思想是社会文化的灵魂,它的演变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文化灵魂,这个国家是很危险的;一个民族没有主流的文化,这个民族是很可怕的。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什么?

清朝人在总结明朝灭亡教训的时候,提出了“学术亡国论”,这个观点过去没有引起我们很好的注意。文化可以兴国,学术亦可亡国。清朝不少学者已经把学术文化与国家兴亡紧密结合在一起。陕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即天下大乱是由人心邪恶造成的,人心的邪恶是由学术不端造成的。他这里的邪术指的是陆王心学,清朝的理学名臣都以批判陆王心学为已任。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指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

历史改革与变法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是一场学术思想的博弈,它制约着改革的成败。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因用法过度,失去了人本。应该因势利导,循序渐进,操之过急一定会出现问题。而汉武帝改革将儒法糅合,思想在变法改革的过程当中有所变化,体现了一种适应潮流的做法,所以反对的阻力相对比较小。王安石变法中的《三经新义》是与儒家学说相矛盾的,王安石变法中的“三不足”思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被指离经叛道,失去了多数士大夫、官僚的支持。学术文化问题这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之一。

过去我们在讨论改革变法的时候,忽略了这种学术思想的注意和影响。改革者在学术上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在支撑他们?我们讨论革新与变法的得失,应当重视对这个问题的检讨。

当前的改革开放与古代变法已经大不一样。过去的变法是处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现在是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崭新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广泛吸收人类聪明才智,排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将改革不断地推向深入。

从学术文化角度多进行一些思考,对于我们当前改革的推进会起到很好作用。我们要多研究学术文化,研究学术文化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度,特别是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必须有主流的文化。如果没有主流文化,最后这个国家和民族会发展成什么样,需要我们很好的思考。


【提问环节】

如何看待今天的学术文化与改革

提问:我们今天的改革到底是真心的改革,还是只是在遇到困难之后稍微往前走一点?目前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凯: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我讲学术文化的时候谈到,当前的经济改革要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最关键的环节。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大家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民主进程。这势必涉及到现实的体制,如何让更多的人对怎么改,发表意见,在遇到问题时,谁来有效进行监督。尽管中央下定决心来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政治体制问题仍有一些麻烦,要改要完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需要循序渐进,现在可以搞些局部试点,逐步推开。

提问:刚才提到了理学名臣陆陇其的“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希望能多了解一些这句话的背景。

徐凯:清朝初年的学人在讨论明朝为什么会灭亡,有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亡于流寇,指李自成和张献忠推翻了明朝;第二种意见是亡于宦官,指明朝的宦官政治导致专权,皇帝不理朝政;第三种意见是亡于贫困,明朝后期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特别多,给明朝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困难。陆陇其提出的学术灭亡是针对晚明时期,陆王心学掩盖了程朱理学。从哲学角度来说,理学是客观唯心,心学是主观唯心。陆陇其这个人是正宗的、纯粹的理学家,所以他在这个时期说,明朝的灭亡是因为陆王心学把人心搞乱了。今天回过头来看,陆王心学有它的积极作用。另外刚刚谈到了东林党和阉党的问题,东林党和阉党主要是政治上的斗争,反而不是学术的斗争。回头看那段历史,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争,影响了很长时期。这个学术之争导致了很长时期都是以程朱理学为正宗,程朱理学又恰恰符合清朝满洲贵族的统治思想。

提问:关于学术思想,在现今的中国社会,在改革实践中对文化并没有一个共识。我们今天应该遵循怎样的学术思想?

徐凯:说到思想,中央的精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全球一体化以后,多种思想都涌到我们身边。我认为对于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思想等,应该坚持,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思想,我们也应当认真对待,要广泛地吸收人类的先进文明,这对我们大有益处。

因为今天是“世界大同”的世界,互联网那么发达,思想传播的非常快,我们应当采取一个积极态势,把西方优秀的文化吸纳过来,“洋为中用”,成为我们改革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凡是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好处的思想、文化,我们应该敞开胸怀去接纳它。

提问: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与变法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何看待更为激烈的革命?学术文化对改革与变法的成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应如何处理好现在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徐凯:改革和变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身就是革命,只是程度不一样。都是把旧的东西排除掉,改革再扩大一点就是革命活动。如辛亥革命,当一个王朝被推翻的时候,我们经常用“革命”这个词。但我们说农民起义或战争,事实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就是革命,它要革那个王朝的命。革命要比改革更深化,往往以武装暴力为主。而改革和变法是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下进行的,但是新旧两大势力激烈博弈,涉及到各自集团的根本利益,也会发生流血牺牲。

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关注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川流不息,要汲取它的优秀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光大,同时也要借鉴现代文明。要建立核心价值观,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自由;讲爱国、、敬业、诚信等等,爱国主义精神,从屈原就开始了,已经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传统文化可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现代文明也有益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实习生:张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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