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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很多领导干部担心一旦改革 别人会挖他老底

时间:2014-03-22 14:27:28  来源:  作者:

 以下是发言实录:

郑永年: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我就改革的风险来谈几点我自己的看法。我们刚才几位嘉宾都是从一个经济的角度来谈问题,正如周教授指出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涉及到其他层面的问题,以及法律层面的问题。我想今天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还是不改革,还是没有重大的改革。因为现在我们所产生很多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影子银行也好,地方债务也好,房地产泡沫也好,我是觉得我们所能举的这些风险,都是因为不改革的产物。这些风险都是需要通过改革来进行克服的,现在三中全会以后,刚才吴教授所说的几百条要改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中央层面大家都在呼吁改革,叫改革,如果缺了地方,缺了企业,缺了社会,大家对这个改革还是无动于衷,我最近跑了很多去看,关心中国改革执行的问题。原来改革的顶层设计下面就是执行。为什么担心中国下一步风险还是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呢,不是理论问题,是基于我自己的实际观察。这里面有几个矛盾:

第一,权力集中与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改革需要权力集中,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权力不集中,很难克服它的既得利益。但是权力集中对改革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以前的80年代、90年代改革,都是通过分权进行,现在一集权,权力集中,改革就产生矛盾了。很多地方我去看领导人就说了,权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吧,我等着,从分权的改革,转向集权的改革,这里面至少需要很多领导人来做一些调整。正向李克强总理说的,对大部分的官员,它还是需要这个列权(音),还是需要大家调整。

第二,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反腐败特别需要,因为中国腐败很严重,腐败严重以后,就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最好的改革也没用,我是觉得现在政府想推出很多改革方案都很好,但是缺少社会的信任,大家觉得很麻烦。现在这个反腐败我看了一下,因为改革需要有人干活,有人做事情。反腐败我发现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很担心。一改革,改革涉及到周边很多人的利益,你要去改革,很多人找你茬,挖你的老底。甚至我觉得有个别省份为了反腐败,搞清廉,个别省份开始做了,搞负面清单,领导干部不要做什么。

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负面清单太长了,个别省份规定,主要省的领导干部,省委书记、省长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财政,不要管重大的项目。我是觉得廉政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干活,你不干活,保持清廉这不算你的本事。站在好的位置又不干活,保持清廉,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腐败。改革需要人来推动,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思路我们要变一下,我是蛮担心的。

第三,我们的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因为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的主体。中央政府它自己也是改革主体,中央层面很多的地方假如说财政、税收、货币政策,这些方面都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还是社会。我们现在在讲,我们要改革要宣传,要宣讲,中国改革的历史上,通过宣讲的改革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多。80年代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度,农村地方的选举,地方的民主,90年代民营化的改革,根本不需要宣讲,中央没动起来,地方已经动起来了,这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我们强调改革顶层设计,一定要把地方、企业和社会改革的主体,他们的动力结合起来。


最后一点,我有很多经济上的想法,刚才几位讲了很多。最后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改革跟社会几代之间的矛盾,三中全会出现以后几百条要改革,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社会的耐心已经越来越没耐心,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社会,现在很难有耐心。以前的分权改革,你也不知道谁负责任,现在集权改革,大家知道谁要负责的。我觉得两三年中国改革不出成果,中国的社会会压力很大,现在的改革国际环境并不好,社会各个地方无论从乌克兰,各个方面都在激进化,改革还是要找到突破口,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几百点一起推进。如果这些突破口,当然要考虑经济的增长,更需要老百姓的得到确确实实的好处,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处的改革,我想越激进,越改革,这个社会越不稳定,我是觉得社会改革还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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