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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卓舒:中国城市已普遍进入萎缩期

时间:2014-02-18 22:07:53  来源:  作者:

 杨卓舒,1952年生于今黑龙江省肇东市。1993年07月至今,任卓达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国家文化产业人才培训基地主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河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等。
精彩观点
>>>一个城市的品质、档次,和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城市,是因为有这些城市公共资源在,城市的公共资源越丰沛、越充足,这个城市的水平越高,聚集能力越强。
>>>中国的城市已经进入了萎缩期,就业萎缩,城市整体功能在萎缩。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它提供就业的能力,一个城市是否是富有活力的,首先要看这个城市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不然人们何以为生?
>>>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城市,将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意想不到的城市,一定会有一些以新生产力催生的新区域和新城市,吸附走了原有城市的一些精英,这是肯定的。
杨卓舒先生依然保持着语出惊人的风格。在我们两个小时的对话中,话题主要围绕新型城镇化展开,期间虽不乏宏大叙事,但其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其基于自己多年的实践和思考给出的几个判断。
比如,在其看来,中国既有的城镇化发展,较多的表现为城市的扩张,而这种扩张使得城市资源,尤其是最能代表城市品质的公共资源的消耗达到了极限,以致于中国的城市已经普遍进人萎缩期。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摊大饼的城市扩张模式将难以为继,尽管很多城市依然在此城市扩张逻辑之下进行城市转型和所谓革新的努力。
当然,通过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在大城市的周边催生出一批卫星城,进而实现对大城市既有城市困境的纾解,在杨卓舒看来,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只不过,他的观点是,一个真正的卫星城的诞生,不但要有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而且,在处理与母城的关系时,从一开始就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的,所谓断开与母城的“脐带”,其产业的发展是并且只能是由市场和企业来主导的。
这显然会是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判断,这种争议不但体现在卫星城的建设到底是有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上,还将体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城市所进行的所谓的卫星城的建设中,没有哪一个卫星城是可以独立于母城进行规划建设的——独立于母城的卫星城还是“卫星城”吗?
就新城建设中的产业选择问题,杨卓舒先生不断强调新兴产业。其逻辑包括,在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健康时,很关键的要看这里所能够提供就业的情况。而且,不光是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还要提供有效就业,也就是说要能够让就业者获得一定水平的收入,不然这一地区也无法可持续的发展。这样以来,通过传统产业与城市发展的融合就很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而一旦牵涉到新兴产业,就必然要充分考虑到全球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因为,无论是在哪里做城市,都将不能独立于全球经济而运转。在此背景下,将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诞生意想不到的新城市。
城市公共资源总体匮乏
凤凰城市:对中国城市和城市化的现状,您有怎样的总体性判断?
杨卓舒:中国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后扩大了两倍,所谓的城镇化就是扩大原有城市面积,多造新城市,然后缩小农村,减少农村人口,让更多农民变成城里人。
那么,再用30年是不是还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推进?显然已经是不可能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基础实在是太低,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实在是太少,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城市本身作为生产能力的一个巨大平台,顺应并直接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从而形成了中国城市的现状。但困境也同时发生了,表现之一是把城市资源已经极度的消费了。
在我看来,一个城市之所以能称之为城市,人口的多少不是第一条件。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把北京的医院全部搬走,学校全部搬走,商业全部搬走,北京还是城市吗?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设想,如果北京所有的住户全部退出,里边一个居住人口都没有,但有医院在、学校在、商业在、各种保障措施在,北京还是一个城市吗?我的观点是后一种设想下,北京还是一个城市,因为有这个城市的核心资源在,人们可以离它100里去居住,只要有地铁他仍然可以回到城里,但是如果没了这些配套设施,人也就自然的散光了,也就不能称之为城市了。
所以我们说,一个城市的品质、档次,和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城市,是因为有这些城市公共资源在,城市的公共资源越丰沛、越充足(这里说的丰沛和充足是指按人口比例配置的程度),这个城市的水平越高,聚集能力越强。
现在问题是,包括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给100万人口配制的城市资源被200万、300万乃至500万人在消费,这就是你到医院能看到,你到幼儿园能看到的,你到好一些的学校能看到的,处处人满为患。
城市艰难,艰难在城市资源的匮乏上,和人口比例的极度失衡。
凤凰城市:在此背景下,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有两种,一种是限制城市人口,另一种就是增加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投入。但我们看到,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普遍采取了限制人口增加的政策,哪怕是在三四线城市,在推进户籍制度放开上都非常谨慎。
杨卓舒:光靠增加投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以北京为例,就是中央给北京1万亿,按照现在六七百万外来人口,也解决不了,那不是钱的问题。幼儿园上学要求不能横过马路,在一方居住地里边就必须有幼儿园,但原有的幼儿园已经满满的了,再突然新增加这么多人,哪有地?你说扒谁的房子吧?拆哪的建筑建幼儿园?中国的很多问题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仅仅争论户籍制度改革没有意义,紧靠户籍改革解决不了。
凤凰城市: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城市里的公共资源配置总体不足?
杨卓舒:极度匮乏,这是中国所有城市共同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当经济快速增长,城市迅速扩大,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北京,我们20年前知道的那些有名医院现在还是这些,新的一个都没有。
通过产城融合做卫星城
凤凰城市:面对这样的情况,在现有城区范围内解决起来很困难,通过卫星城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纾解城市困境,成为很多城市的选择。
杨卓舒:如果北京周围真出现15—20个50万人口的新市镇,将会让很多人选择住在这些卫星城,一方面阻拦了外部进京的人口,同时,还可以有效纾解北京现有的人口。
但要想做卫星城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这就开始回答中国城镇化最本质的东西。
第一,它必须得脱离城市脐带,而不是说仅仅在周边建立了新城市,但城市消耗的资源还是北京的。比如,上学、就医什么的还需要到北京城区去,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新建立的一定是睡城,除了睡觉没有别的意义。所以要割断卫星城与北京的脐带,让它独立生长,在这里选址建立新的卫星城,必须得把城市资源配比的充分度大大超过北京。北京有的,这里都有,北京不应该有的拥堵、就业艰难、上学难、看病难加上空气的污浊,这里都不应该有,于是它就独立生长了,这是一个条件,但是仅有这个还不够。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要有产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城融合发展。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光有刚才说的那些配套的公共资源能聚集一些人口,但是它不是刚性的需求,人们有很大选择。所以,产城融合的背后是提供的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就业机会。所谓充分就业,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市民如果是50万人口,至少有一半人的就业是在这里实现的;所谓有效就业,如果聚集来的是农民,农民的收入不能低于4000元,加上500—1000元的福利,这在中国的今天是一个硬杠杆。如果现在不能满足4000元,随着物价继续上涨,城市缺少最基础的消费群体,这个城市也建不起来,这也表明这种产业是靠不住的,垮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就要求如果要提供有效就业,这种产业必须是朝阳的,代表着未来的,因为它要持续在这里就业。所以,在这里不能上电解铝,不能上水泥,不能上大化工,就是国家批了你也不能上,上了也是死。
要实现有效就业还有另外一条就是搞服务的、搞创意的、搞设计的、搞融资的、搞法务的、搞心理咨询的、搞保健的等等各种高端服务业。
凤凰城市:通过卫星城建设来纾解北京城市发展的困境,对此共识早已有之,但这么多年也没有收获理想的效果。
杨卓舒:理论上说,具备上面两个条件卫星城就能造起来,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分得这个清楚,北京市委市政府为什么不下决心先选15个地方,把医院、学校、各种城市资源先建起来?这个地方如果需要投入100亿,那就是1500亿,北京市委市政府拿得起1500亿。
那为什么不直接投来做呢?因为光投资是不行的,还得有产业。北京市政府能拿钱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资源配置,但北京市政府绝对没有能力做产业,这不是政府要干的事。所以,通过产城融合做卫星城需要由企业来主导完成。
以教育产业为例,明年或者是后年,晚则后年,早则明年年末,到时候我约你同行,我将在沙漠造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在那里办一个20万人的国际和国内学校,保证百分之百都能上大学,上不了中国的大学就到国外上大学。如果你的孩子是中等偏下的学生,学校同意接收,条件就是你在这买100平方米的房子,而且孩子毕业之后还会给你退回去,如果你不愿意退,可以在这里出租,让你一年有可观的收入。因为学生是流动的,一波长大了,出去了,一波又进来了,老有20万人在这里,这叫教育产业,只要有这个就能发展出一个城市来。
工业园区的终结
凤凰城市:与卫星城建设同时发生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城市都热衷于规划建设新区,通过新区开发来拓展老城区的发展空间,并寄望通过此方式纾解城市困境,而国家通过批复一系列的国家级新区,似乎也认可了这一途径。
杨卓舒: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城镇化,很多人对原有城市的扩张力,以为守着这个城市,在边上再搞一片,用房地产开发的模式修几条路,从农民手里廉价地把土地征来,然后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把地卖出去。现在根本行不通了,北京能卖出去的土地,就算是五环边上,那也是因为守着城市资源,你在一个三四线城市,甚至光秃秃的地方整大片的土地,光修几条路行吗?而且,你几条路修完了,但是这里边的几十个、上百个村子怎么解决?往哪去?
城市资源什么都没有,完全靠原有的城市,本身中国的城市已经进入了萎缩期,就业萎缩,城市整体功能在萎缩。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它提供就业的能力,一个城市是否是富有活力的,首先要看这个城市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不然人们何以为生?而产业结构决定了很多城市在萎缩,但很多城市里的很多人还以为这个城市可以生机勃勃的扩大一圈,可以把饼摊的再薄一些,摊的再大一些。
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城市在某一个方向上出现上百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产值加在一起不到200亿,财政贡献不到20亿。我们企业所在的某一个地区,也是一个开发区,三分之一的企业已经死亡了,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没死,因为它原来就不存在,刚打了个基础就没再建,死的是那些建起来的。有的连一天生产都没有,还有三分之一半死不活,那么大一片区域,一年只能交2个亿的税收,全国这种情况太多了。
凤凰城市:这与宏观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在过去的城镇化中,土地的扩张速度远远大于人口的增长,同时也远远大于产业扩张。
杨卓舒:这里边的根本问题就是产业落后,传统的旧产业三年大上,三年大下,有的不等上三年就已经死掉了。
凤凰城市:与此相关,最近我们在考虑的是,在今天这个发展阶段,包括中国的发展现实,是不是说明这个工业园区的模式在接下来根本不可能按照这个来走了。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大量的中西部的工业园区将来必将走向失败,我觉得今天如果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杨卓舒: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我刚才举了三类园区,那天开会我曾经讲过,很多所谓的新区开发,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在世界经济急速调整和重构的背景下,不可持续,有的到今天就已经难以为继了。
在世界的范围内经济是自由流动的,人的主观意志是不起作用的,它是规律在起着作用。所以不仅新批的这些新区按照传统的思维和定位将撂在那里,很多老的区域已经做了七八年、八九年的,比如说辽宁,沿辽东湾有一个经济带,一个县居然敢往里投600亿,现在空空荡荡一个人没有。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开发区、经济区模式的终结,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我讲过了,如果放在今天,苏州工业园和滨海新区根本就造不起来,因为已经时过境迁了。
中国的城市已经普遍性的在萎缩,而且城市萎缩和工业萎缩是同步的。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期,城市快速膨胀,因为所有的物体(城市也是一个物体)膨胀都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城市把它的资源都已经做到了极端最大化,100万的医疗条件,500万人在享用它,已经做了极度的扩大化,城市这种膨胀的能力已经接近尾生了,有点强弩之末。
城市萎缩有两个因素,一是原来城市的生长力已经接近了尾声,不能无限生长,而且促使它快速生长的条件已经基本消失了、枯竭了。二是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城市,将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产生意想不到的城市,一定会有一些以新生产力催生的新区域和新城市,吸附走了原有城市的一些精英,这是肯定的。
(访谈撰文 叶一剑)
如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可关注城市中国说官方微博(@城市中国说)和作者叶一剑(@叶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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