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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能再创经济奇迹吗?

时间:2014-01-26 18:08:50  来源:  作者:

 

蔡昉:中国能再创经济奇迹吗?
编者按:2014年1月3日,《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该书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蔡昉以“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凤凰大学问作为合作媒体,全文刊发演讲,与读者分享。
蔡昉认为,过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的是人口红利。但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中国正处在经济减速的节骨眼上。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正确判断经济形势,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因此他强调不能超越经济的潜能,而采取大规模刺激的政策。
蔡昉特别分析了日本当年靠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从而导致长期停滞的原因。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他认为应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最后他指出,无论是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潜力和变化,还是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中国都需要经济制度的改革,这就是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变为依靠改革红利。
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浙江大学“卡特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近期著作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流动人口报告》、《惑与不惑之间》等。
编辑:王鹏、胡泽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有人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可是,这在早些时候并不被大家所承认。前些年我和林毅夫、李周三人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奇迹》,出版时正值改革开放20年。我们提出的“中国的奇迹”一说,被很多人质疑,他们问:你们是不是对中国经济太乐观了?这本书后来出了11种版本,包括8种语言,今天几乎没有人还怀疑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
但是,奇迹是过去35年的,今后能否继续创造奇迹呢?就像美国前财长、也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所说:中国能不能创造奇迹,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继续发展。这个发展的关键就是要“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中央发布了关于改革的决定,部署了全面改革的方针。今天我希望从红利的角度为改革做一个注脚。
先看中国的人口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体看来,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这意味着我国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变化。上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终于实现了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转向了“单独二胎”:夫妻中有一个人是独生子女,他们就可以生两个孩子。
此次新调整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生育率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了。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在一夫一妻制下)亦即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一对夫妻是2个人,他们生育2个孩子,加一点磨损算成2.1个孩子,这叫替代生育率(两个孩子将来可以把一对夫妻替代)。如果长期保持2.1的替代水平,那么人口是不增不减的,是稳定的。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总有一天,人口是绝对减少的。
根据上图蓝线,至少有20年,中国一直处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最近这几年更低,一般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是1.4。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因此,我国人口长期处在低生育水平。过去出生的人进入劳动年龄人口,而后面生育率又非常低,再往后劳动人口就会逐渐减少了。在此之前,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快、数量很高、比重很大的局面,而在他们所要抚养的人中,孩子越来越少;在一定时期内,需要抚养的老人也不见得增加很快。因此,我国的人口结构是非常有利的,这就是人口红利。
到底什么是人口红利?举例来说,过去35年平均GDP的增长率是9.8%。根据下图,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黄色),61%的贡献率。
但是资本积累和我国的人口也是有关系的。第一,人口抚养比如果很低,而且不断下降的话,就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所养活的年轻人和老人比较少,负担轻,所以创造的产品价值很大一部分就可以储蓄下来,就有更高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因此可以实现更高的投资率。所以资本和它是有关系的,也是人口红利因素。
再看人力资本,也就是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受教育水平提高的话,整体的生产能力就会提高。劳动力的数量、生产力的贡献,很大一部分表现在劳动力(绿色部分)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进程中。因为在农业中劳动力是过剩的,生产率很低,把这部分人从生产率低的部分转到生产率高的部分,就意味着资源配置项目的提高,生产力的总体提高。
所以大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9.8个百分点几乎全部和人口相关。虽然不是唯一因素,但都是受到好的人口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过去的人口趋势变了,那么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影响,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事实上,我国人口结构没变。2010年我国进行了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一出来,我们就开始分析,结果发现一个特点: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就下降了,2011年绝对减少,2012年一下子减少了345万,因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国家统计局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也公布了这个信息。
与此同时,我们计算人口抚养比的时候,把劳动年龄人口搁在分母上,把依赖型人口搁在分子上,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人口抚养比就相对上升了,正好和以前的趋势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说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如果人口红利消失了,就意味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我提出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个概念。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在农业。因此,中国不愁劳动力,愁的是非农产业能不能发展、创造出足够多的岗位,把这些剩余劳动力吸纳掉。
在没有把剩余劳动力吸纳掉之前,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资不需要上涨,新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可以吸纳更多人就业,而不是非得涨工资才能有人来。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叫做“二元经济发展”,这个发展模式被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概括,因此叫做“刘易斯模式”。
但是如果有一天劳动力供给没那么充足,而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就不再能无限供给,而是出现短缺现象。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就得上涨。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刘易斯模式到头了。因此我把它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2004年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短缺。从2004年到现在,每年农民工的工资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增长非常快。因此,我把2004年定义为刘易斯转折点。
当时这个提法几乎所有人都不赞成,政府部门、经济学家、中国人、外国人都批评我。当然也有人向我善意指出,如果我不说有“刘易斯转折点”--因为这个点就是一个点或一年--而是说“刘易斯转折区间”的话(指若干年)那么,别人会更容易理解,毕竟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接受这个意见,那么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就是指从2004年到2010年。2004年我国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上涨,到何时为止呢?到2010年。因为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是绝对减少的,这是我们从没见过的现象,所以刘易斯转折区间也就6年而已。
经济减速的结骨眼将决定中国今后的三种命运
这个转折区间已经结束了,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就是经济增长减速,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也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在上图中,蓝色线是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速度要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根据当时我们的测算,从1978年到1994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9.66%,跟实际增长率差不多;从1995年到2010年(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潜在增长率是10.3%。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也就是自2011年到2015年期间,只有7%或6%。再往后还会降,也就是说到“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要降到6.2%,这个变化幅度是相当大的。
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后,潜在增长率降下来没有关系,关键是在减速的过程中,怎么认识这种现象,从而做出什么样的政策选择。也就是说,先有高速经济增长,然后开始减速,恰恰这个结骨眼将决定中国今后的三种命运。
第一种命运,就是经历了这个阶段,把经济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创新、生产力的提高,最后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例如欧洲和北美。
第二种命运,也是发达国家,它也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但它不理解为什么减速,它以为是需求不足,于是就大规模刺激需求,例如日本。结果日本经济自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也就是1990年之后,几乎是零增长,人们叫它“失去的二十年”。当然日本很发达,生活水平很高。日本减速的时候,它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所以可以说日本陷到了“高收入陷阱”里面,但毕竟它是高收入。
第三种命运,就像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是没有良好的应对,政策上犯错误,体制不健全,还出现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数十年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如何认识经济形势、如何选择经济政策就十分重要。
经济形势既要看潜在增长能力,也要看需求形势
因此,应当怎样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呢?萨廖尔森在其《经济学》中讲到:“如果你教会鹦鹉什么叫'需求',什么叫'供给',鹦鹉就成为经济学家了。”但是问题在于,除了懂得需求和供给之外,还要懂得什么时候从需求方面看问题,什么时候从供给方面看问题,否则你还是鹦鹉,不是经济学家。
很多关心经济形势的人会问:“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是不是很危险?”不一定。看经济形势要分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长期就是看增长率。经济的增长能力、劳动力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资本积累可以达到多少,生产力进步可以达到多少,这些是相对稳定的,是长期的趋势。短期是看需求形势,因为需求可以短期波动。比如,美国突然发生次贷危机,出现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就掉下来了,众多产品没有需求了,这时候我国有多大的潜在供给能力都没有用,因为别人不买你的产品,因此需求是短期的,是周期性的。
那么长期和短期就可以组成四种情形:强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一种情形,强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二种情形;弱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三种情形,弱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四种情形。
先看第一种情形。所谓强供给,就是潜在增长率很高,同时需求也很高。总体来说,2010年中国经济就是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结合。大家看潜在增长率(粉色线)就是这个水平,实际增长率也是这个水平。因为那个时候,我国有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提高了内需,我国要建设基础设施,要增进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投资。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产品走向全世界。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非常强劲的需求,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因此合起来,就形成了9.8%的平均增长率,这就是2010年之前的常态。
但是在2010年之前的常态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实际增长率(蓝色线)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那就是受到需求的冲击。经济的增长能力还在那,但是需求受到影响了。
根据上图,1990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不景气。1990年代末,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大量失业。2008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时候都是需求短期的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潜在增长率比较高,实际增长率下降了,结果大量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资本的利用不足就是资本过剩,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就是失业下岗。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下来了,实际的增长率也就降下来了。经过测算去年(2013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七点几,而实际增长速度就是百分之七点几。看上去我国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很多,按照前总理温家宝的说法,低于8%就有失业的现象发生,但是我们去年没有担心,今年也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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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说7.2%的速度我们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潜在增长率降低。潜在增长率低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就业岗位,如果还有人需要,经济增长率不需要到8%就能够满足他们的就业。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的发生。为什么朱总理要“保8”,温总理还要“保8”,但是李总理“保7”就可以了呢?因为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还有第四种情形,是比较糟糕的情形,就是弱供给,潜在增长率下降。未来我国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当年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日本,日本人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是需求的问题,就去强刺激,拉动需求,拉动投资。如果硬要保持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实现经济增长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举例来说,刘翔有他的潜在增长率,因为:第一,他是一个标准的人,而人是有生理极限的;第二,他是一名特定的运动员,他的禀赋是其潜在增长率中的一部分。潜在增长率中还有另一部分,是他的团队、教练、训练方法等,相当于生产力。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决定了刘翔的潜在增长率,比如说是12秒。那么一些需求因素可能会影响他。这些需求是什么?可能是行政部门给他的硬性要求,说你要为国争光;可能是老百姓对他不切实际的要求,一旦他成绩稍有波动,人们就批评他;还有广告商对他的物质诱惑,所有这些都导致对刘翔成绩的需求高于刘翔的潜在增长率,即高于他的能力。他的潜在增长率是12秒,你一定要让他跑11秒的话,有时候他也许能达到你的要求,而更多的时候是受伤。刘翔实际上是经常受伤的。
因此到了这个阶段,不能超越我国经济的潜能。如果人为刺激经济增长,就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所以有人概括李克强经济学,其中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不可大规模刺激。因为,大规模刺激会导致问题。你要刺激,国家会给大家补贴,让大家都增加投资,但是市场并不需要。市场需要大家买得起的产品,如果补贴给多了,那么成本太高,价格也高,百姓不能接受,结果就是产能过剩。
但是,产能过剩还是最好的结果,还有更糟糕的结果就是日本的教训。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工厂不是生产不出那么多产品,而是生产成本提高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比较优势了,所以只能生产较少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硬给它投资,给补贴,允许低息贷款,但工厂没有积极性,因为他们在市场上不能实现这些产品。
如果实体经济做不到,那把钱投在基础设施上好不好呢?基础设施是一种深层次的需求。经济要发展,是因为生产要发展,它需要基础设施,而生产发展速度没有那么快,基础设施也不需要建设那么快。所以这个时候你给我钱建基础设施,其实也没有积极性。建了基础设施其实还算是好的,因为建了高铁、高速公路,尽管空着它,但还是见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
更加糟糕的是什么?如果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积极性,实体经济建设也没有积极性,发出去的钱都跑到虚拟经济里面去了。凯恩斯是搞经济刺激的老祖宗,他有一个同事,也是经济学家,同时在政府工作。当时这位同事给凯恩斯写信说,你想设计一个很大规模的投资方案,你拿出钱后,可以投资,可以生产,但是没有订单。钱哪去了呢?都跑到金边股票那里去了。股票是虚拟经济,理财产品不仅有股票、债券,还有房地产、海外资产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钱都跑去虚拟经济,于是促成了经济泡沫,因为它不是实体经济。
日本从1990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它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跟中国目前的差不多。人口红利消失,但日本不认为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于是就刺激,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可是人们不愿意在实体经济中投资,也不愿意把钱扔在基础设施上,结果很大一部分钱跑到虚拟经济里面去了。
虚拟经济除了股票、证券、房地产、海外资产,还有艺术品买卖。梵高的画固然很好,但他画作的价格主要是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炒上去的。日本人钱太多了,后来日元又升值,实在不知道钱应该花在哪里,因此他们就抢购西方名画,梵高的《向日葵》就是在这个时期炒上去的。
大家现在看一看世界各主要艺术拍卖品市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中国人。不仅是因为中国富(比我们富的国家有的是),更多的是因为资金有过强的流动性,不知道钱该怎么花。这是泡沫经济的一个表现,但是泡沫终究要破灭,泡沫破灭以后,在日本就形成了“失去的二十年”。
上图这条红线是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过程就是人口红利的时期,因此在下降的50年代到70年代,它实现了每年9.2%的高速经济增长,那时候叫日本奇迹,也叫东亚奇迹。
但是1975年以后,它的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就不再下降了,但很长时间也没有上升,在它停滞的这段时间里面,它的增长速度降到每年只有3.8%,按日本的说法还不错,但要拿到中国就不能这么说了。
1990年之后,日本的抚养比迅速上升,这说明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时它犯了经济形势判断上的错误,因此在二十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85%。如果你直接看它的数字,它的每年增长速度是0.24%,后来变成0.85%是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是负的,所以它还能够把增长速度往上调一调,这就是失去的二十年。
今天“安倍经济学”说是有三个箭头,其实仍然是一个强调刺激的经济学。搞财政刺激政策,还是从需求方去刺激,这是错误的。安倍经济学里也有一条叫“结构性改革”,但是他的改革迟迟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他的刺激已经搞了。这是过去的错误,过去刺激没有管用,今后刺激还不会管用,我个人不看好日本经济。所以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经济的覆辙,我们强调的是通过改革,从供给方面获得制度完善。
通过改革从供给方面获取制度红利
有人概括“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大规模的刺激。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所以想办法通过刺激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是去杠杆化,防范金融风险,防止经济泡沫,当然这永远是正确的;第三是改革,通过各项改革,能够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获得制度,也就是说我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靠的是通过改革创造新的源泉,而不再可能完全依靠过去的源泉。
改革红利也有历史依据。1990年代初,世界银行做了一本发展报告,第一次把东亚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经验推荐给全世界,叫做“东亚奇迹”。“东亚奇迹”主要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时候人们已经熟知日本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奇迹大家是第一次听说。
这时包括克鲁格曼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站出来批评:“亚洲四小龙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它们今天的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是看上去它和当年苏联是一样的,苏联也曾经增长很快,但是苏联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力的提高。”苏联的经济崩溃了,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就是当年的苏联,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预计这四个经济体不会发展成功。他说这个话是在90年代中期,那么到了2000年前后,亚洲四小龙还在发展,而且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遭遇了一些困难,但是又恢复了。
后来在一个会议上,前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克鲁格曼聚在一起。李光耀请教克鲁格曼一个问题:“教授,你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靠高投资,没有生产力的提高,不会成功。但是我们高投资保持了40多年,经济增长保持了50多年,新加坡还没有倒,你怎么回答?”
我没有听到克鲁格曼的回答,但是我可以替他回答。第一、克鲁格曼犯了个错误,因为他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不懂人口红利。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上,是可以用资本和劳动投入取得高速增长的,他只是看到了西方的新古典式的增长。
第二,他可能没有关注到新加坡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采取过的两个重要措施。一是延长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加坡劳动力不再增长,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这之后新加坡雇佣了大量外籍工人,目前新加坡的GDP有40%是外籍工人创造的,所以他把自己的人口红利变成国际的,例如新加坡的乒乓球女队全是中国大陆的。
这一条中国可以做,因为有大量的农民工还没有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的劳动力供给还是不稳定的,甚至一些农民工到了40岁就得回家,没有城市户籍和养老,他们还得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改变这种制度的安排,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他们的劳动供给才能充分发挥。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当时克鲁格曼批评新加坡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不能持续增长?因为你只有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生产率在经济学里叫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批评后,新加坡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它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变成了国家发展目标,每年要提高2%。
因此,新加坡在消失人口红利之后,一方面它利用外边的工人,另一方面它把经济增长真正转向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今天看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前10位里面亚洲只有新加坡和香港,日本已经在20名以外,这说明新加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因此,无论是挖掘传统人口红利的潜力,还是开发新红利的经济增长源泉,中国其实都需要经济制度的改革。
通过改革发掘生产要素的潜力
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如何挖掘它们的潜力?要通过改革。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也要通过改革。
第一,过去讨论了太多的资本和劳动,但是不应该忽略土地是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在非农产业中如此,农业中更是如此。目前,我国的农业由于土地被分成细碎的小块而缺乏效率。
上图是我国目前农民工的构成,其中有9000多万人没有离开本乡镇,在本地非农就业,那么农业就成为他们的坚持,他们当然不会放弃土地。因此每家的土地还是相当分散的保留着,但不一定经营得很好。
还有一类是家还在农村,但是家庭中的有些成员在城里打工,这些人当时的数量是1.59亿,今年涨到了1.71亿。真正举家外迁的只有3000多万,按理说这3000多万人应该把土地退回来,但事实上他们认为土地还是自己的保障和退路,因此土地也没有集中。
所以,我国的土地仍然非常分散。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一家一户的小片土地既没有生产力,也没有更好的劳动力去经营它。所以农村形成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三八”指农业的女性化;“六一”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没有大人管教,也不好好上学,宁愿帮爷爷奶奶干点活;“九九”指老人。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上图是Google地图上海崇明岛两片不同的地段。下边这一段是传统的家庭经营,每家一块土地,上面可以盖一些房子和小设施,道路还要留出渠道。本来应该是绿色带,但是上面插上了很多别的颜色,这些别的颜色就是土地面积的损失。李克强总理在河南工作的时候讲过,如果把土地全都集中起来,光这些沟沟坎坎、道路、渠道就可以节约出20%的土地。
上边这一块搞的是规模经营,土地被集中起来,更加完整。农业的未来出路就在规模经济。因此可以通过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从而提高土地的规模和利用效率。
红色线是潜在增长率,未来要下降。有没有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呢?我们当时测算有两个办法。
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那么劳动力供给从哪来呢?从农民工更稳定的就业来。解决农民的户籍,解决他的基本公共服务,他预期在城市留下去,他作为劳动力的供给就更稳定了,就可以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可以直接提高增长速度。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的办法
先讲户籍制度改革,我把它看成是“一石三鸟”的办法,同时解决劳动力供给、消费内需和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会让农民工更加稳定。
第二,可以创造一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益。户籍制度改革以后,意味着不仅靠工资来吸引,如果工资提高太快,企业受不了,就业岗位容易减少。工作涨幅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否则企业承受不了。
因此要靠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让生产力提高,从生产力低的地方农业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地方,非农产业、服务业、制造业。资源重新配备了,生产力就可以提高,同样提高潜在增长速度。
全国农民工,包括外出的和没有外出的,在当地转移的有2.7亿人,其中1.7亿是进城的,还有差不多1亿人在本乡镇从事非农工作。对于进城的这部分人,如果给他们上涨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他们得到城市户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们不会担忧孩子上学,自己生病、养老和失业问题。
而现在的情况是农民在城市打工,在城市住着,但不能像一个标准市民那样消费,所有这些因素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就会有相当大程度的缓解,因此他们焕发出巨大的消费能力。
进城农民工1.7亿,占到城市劳动力的35%,再加上1亿在乡镇的农民,他们的消费能力是非常巨大的。这样我国就不会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起到了作用,这样中国经济才会更加平衡、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
人口政策的调整有没有效益?我做了一个模拟(上图),如果政策不变的话,趋势就是潜在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蓝色线)。
如果政策有所调整,我国现在的生育水平差不多是1.4%,如果提高到1.6%的话,就是粉色线,在2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生育政策的正面影响。因为,今天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生出来的是婴儿,20年后他们成为劳动力,就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如果生育水平能够提到1.7-1.8的话,就是绿色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如果增长到1.9的话,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老龄化程度会更低一些。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不能希望生育政策调整能够在短期内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但是长期内是有效的。同时,短期内生育政策调整也不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不用有太大的担心。
最后,生产率提高的途径从哪来?如何从改革中挖掘生产率,提高潜力?生产资源的配置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配置有三种,一种配置是在农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我国过去主要靠这一配置得到生产力的进步,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出来,得到了资源配置的效益。
但是农民进城以后,没有那么多的农业生产劳动力了,生产率从哪来呢?农民进城以后,进入第二、三产业,劳动力资源是不是配备得有效率呢?是不是有些行业需要劳动力,却遭到限制呢?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是否充分有效呢?有大量的潜力可以挖掘。
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千千万万的企业,未来生产率要提高,技术要进步,产业结构要升级,不意味着每一个企业都是同比例提高,而是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得到了机会,扩大了资金,把别的企业兼并了。没有生产率进步的企业会消失,会退出,这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保护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还让它处于垄断地位,就意味着人为地制造僵尸企业。大量僵尸企业继续存在,生产率就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打破垄断,实现企业自由的进步和退出。这次改革提出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来决定企业进入还是退出,而不是过多用审批方式,这些改革都能创造出新的资源配置效益。
农民工市民化、土地制度调整以及产业的进出壁垒问题,只是几个例子。其实十八界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经济的那一部分,每一个项目都能引申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我国主要依靠特定的人口结构,今后要靠改革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题目:“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更多内容在《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一书中也讲到了,供广大读者阅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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