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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燕京 北大 璧合未名湖

时间:2014-01-21 19:24:26  来源:  作者:

张定:燕京 北大 璧合未名湖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贤首先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1919年燕京大学创立,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提出“兼容并蓄,学术自由”。这三句话,其精神、内涵是相通的。

蔡元培先生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匾(1951年2月,Mao.ZD主席曾应学生制作新校徽的要求,重新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原北大从沙滩迁入燕园,校名为“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秉承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精神的。两校璧合不仅是校园的合并,更是精神内涵的合一,是兼容并包,自然融合。追溯历史,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两校师生曾一直并肩战斗,互相支持。

燕京大学曾被一些人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曾设有宗教学院;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作过传教士。其实,在燕园内,学生、教职员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的自由。各种进步民主的社团活动,包括基督教的活动,都是自愿参加。宗教学院规模很小,设在校园边缘的一座小楼里面,学生人数也极少。

司徒雷登一生最主要的经历是办教育——他以最大最多的精力创立和建设燕京大学,致力于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并且得到切实的成功。在我国医学界、新闻界、外交界、教育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工科学乃至国家领导人中,都可以看到不少燕京大学历届毕业生的名字。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燕京大学一共存在33年,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人。但是如今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有50多人,加上各学科的学部委员、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就更不胜数了。若以院士数目与学生人数相比,恐怕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燕京是比例最高的。燕京大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的事实;岂能用一句“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或堡垒)”就能否定燕京大学,歪曲历史真相?

还有人以为,司徒雷登是被Mao.ZD主席作过否定结论的人物——“毛选”上有《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因而对燕京大学也持“凡是”态度。

司徒雷登在1946年-1949年8月间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执行的是美国go-vern-ment的对华政策,支持国民D反对CommunistD。也因此,司徒雷登在此期间有一次回到燕京大学时,学生曾打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持日本!”的横幅,表达了燕大师生对这位美国大使的愤怒批判和坚决反对。

但是,历史还有不容抹杀的另一面:司徒雷登在主持燕京大学的30多年中,对燕大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基本上是一直支持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多次帮助师生进入抗日的大后方和CommunistD领导的解放区。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军人封闭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和一批进步的教职员工及学生被日本人关进监狱达3年多。解放战争后期,国民Dgo-vern-ment逃亡南迁广州,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拒绝将美国大使馆南迁,并私下与……方面联系,准备与新中国建立联系。后因美国go-vern-ment持反 共立场等复杂原因,他被命令立即回国,致使中美关系的接触错失良机,司徒雷登无奈地离开了中国。美国go-vern-ment继而规定他不得会见记者和发表谈话。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主席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显然不能作为对司徒雷登个人一生评价的盖棺论定,更不是对有着追求真理和民主斗争的崇高精神的燕京大学所做的结论。

燕京大学广大教职员工、莘莘学子所表现出的爱国民主精神绝非偶然。这是因为首先有中国CommunistD的领导和教育,第二有许多爱国民主、为人师表的老师(包括一批外籍教师)的身教和言教。我想举一点自己亲历的事:

1948年初,我受命带几位燕京同学和校外两名进步青年通过天津小王庄国民D的封锁线到河北沧县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其中有位已经考上哈佛大学研究生的汤富廷,坚决放弃去美国哈佛深造的机会,要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他身体较弱,美籍教授夏仁德(R·Sailer)知道后,给我40美元,要我转交给汤富廷。他说,到那边可以到银行兑换成边区票,让汤富廷随时买点鸡蛋、红枣等补充营养。

夏仁德教授一贯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学生示威page~ant,他总是加入到page~ant行列中,与学生们并肩行进。那时CommunistD的外围组织和各进步社团要开秘密会议,都是到这些进步教授家里。夏仁德、赖朴吾(E·Ralph Lapwood)、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吴路义(Louie Wood)等外籍教授家都是常用的理想的开会地点。

抗战期间内地各大学纷纷迁往西南,燕京大学迁到成都。1946年2月,国民D在国统区掀起反 共高潮。国民D、三青团利用青年学生和群众对苏军拆走工厂设备及苏军军纪问题不满的爱国情绪,在重庆组织了反苏大page~ant,实际用意在于反对……。成都的国民D、三青团秉承指示也要筹划组织一次所谓的“工会、农会、学生联合的反苏大page~ant”。燕京大学里的国民D、三青团分子于是大肆活动,制造舆论。

我们学生自治会通过“民协”、“创社”等……地下外围组织,广泛联系群众、发动群众,针锋相对,揭穿中央通讯社的造谣,告诉大家重庆page~ant实际是被国民D当局和坏人操纵,他们抢砸新华日报报馆和新华书店并打伤许多人等情况。

在全校同学大会上(许多教师也参加了),经过3个多小时的讨论和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会议决定拒绝参加被坏人操纵的反苏page~ant。第二天,未得到燕京大学响应的反苏page~ant队伍,绕道来到我校舍,竟砸烂了我校校门和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

对这次否决参加反苏page~ant,我们以民主方式进行斗争,最后以反动派的失败告终,广大师生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阴谋。郭沫若、黄药眠等社会知名民主人士特别致函慰问,民主同盟的秘书长梁漱溟亲自到校并在全校大会上发表愤怒谴责反动派的阴谋与暴行,并坚决支持鼓励燕京大学师生的演讲,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中央南方局)也给予表扬。

1948年8月,国民D军队包围了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拿着几十个人的人名单和照片要入校逮捕 “共谍学生”。校长陆志韦出面严词拒绝……进入校门,直到把名单上的几十个师生,或隐藏于外籍教授家里,或设法趁黑夜越墙逃出校园,全部妥善安排后才允许……入校,但还有条件:不准逮捕名单以外的任何人。结果当局一无所获。说到这,记得当时也在黑名单上的同学刘适(石泉),因为他鼻子比较大,皮肤也白,于是戴上墨镜穿上西服,由一位美国教师陪着,两人骑着自行车,讲着英文,竟大摇大摆地从拿着名单和照片的……眼皮下出了校门。想起来至今让人捧腹。

以上仅是点滴,但都不是偶然的事情。

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封闭,司徒雷登校长等师生被捕入狱。1942年初燕京大学在校师生惜别未名湖,撤到大后方成都,借用华美女中的校舍复校继续学习,直至抗战胜利又迁回美丽的燕园。

我是1942年在成都入学的。华美女中的校园与燕园相比很小,校舍也破旧,但就是在这简陋的燕京大学校园里,一进校门,就会看到校园内所有房屋建筑的墙上都贴满了各个社团的墙报、漫画、标语、活动通知等等。有政治的,文学艺术的,也有各种报道、评论。真是琳琅满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生气勃勃,仍能使人体验着来自未名湖畔那民主、自由的浓郁氛围。

1946年夏,燕京大学自成都复员北平。未名湖水依旧,民主自由之风又回荡在燕园。燕京大学师生作为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与北大、清华、师大等院校的师生肩并肩手挽手,一起积极参加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与北大合并,有着光荣传统的北大从沙滩来到未名湖畔,北京大学的民主自由传统融进燕园。燕京、北大精神珠联璧合于未名湖,继续推进民主自由运动和向攀登科学高峰进军。

祝愿北大传统、燕京精神相得益彰,发扬光大。

章启群:历史上曾名噪一时的燕京大学

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33年虽短,燕京大学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

燕京大学的成功秘诀

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

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燕大。

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他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

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只要体制好,就能够选拔出教育家做校长;体制不好,再多的教育家也选不上,选上了也无用武之地。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

燕京大学如何处理与行政管理的关系

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

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任校长。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

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

假设燕京大学能够复校

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仅存的民办学校实际是公司,不是学校)。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

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今年5月,中科院院士、98岁的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我从燕京大学来》(三联出版社),从书名即可看出侯老对于母校燕大的深情。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第一,燕大只要用美国教授一半的薪水(5万美元左右的年薪),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是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给整个中国大陆的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

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就无法生存。政府的行政干预自然成为一纸空文,“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上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万元以上。现在北京大学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000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二十五分之一。这样的薪水,在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生活只能保持在社会的中下水平。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做顾问、挂名董事……与此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

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关于这方面问题,笔者有专门论述,故不赘言。

这些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出现,因而形成真正的大学之间的竞争。只有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健康发展。

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燕京大学是中国私立大学健康发展的第一只春燕。现在,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中国教育春天的到来!
 

 

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全称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是由美国人发起并资助,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汉学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要从司徒雷登说起。

为解决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机会,他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赫尔(CharlMartinHall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遗嘱申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赫尔如此心仪中国文化,缘于年青时两个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于离世之前在遗嘱中作出如上安排,并提出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以执行研究中国文化的计划。赫尔逝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数年后他的遗嘱付诸实施。司徒雷登本想争取燕大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终因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北京大学之声名赫赫,故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上了哈佛大学,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落空。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司徒雷登无异于天赐良机。

哈佛大学得到赫尔捐款后,开始执行汉学研究计划。1924年,哈佛大学派久住上海的美国人华尔纳去敦煌千佛洞“考古”。华尔纳到敦煌后,以70两银子“香火钱”收买庙祝,将千佛洞部分壁画连同泥皮剥下来,装运回国,引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翌年,哈佛大学又派华尔纳组织了一个小型“敦煌考古队”来到中国,同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当局鉴于华尔纳前番的行径,对“考古队”虽客客气气,却寻找种种借口,多方限制。华尔纳之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仅拍了一些照片带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队”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曾是华尔纳的译员,“敦煌考古队”解散后,该生返校复学。司徒雷登从其口中了解到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的情形之后,大作文章。辗转将此事告之中国教育部次长秦汾,后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为由,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事情虽被美国政府敷衍过去,但哈佛大学觉得太丢面子,既迁怒于华尔纳,也不满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趁此机会积极活动,于1926年赶回美国,以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结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于兹正式成立。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设执行干事一人,由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傅晨光首任其职。傅曾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傅晨光卸任,由洪煨莲、司太雷、聂崇歧、陈观胜等先后继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分配款项用途。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沦为日寇占领区,燕京大学被迫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学社在成都继续活动。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回迁,学社亦恢复其北平办公处。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春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亦随之撤销,前后度过了23个春秋。

为了培养汉学人才,该社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培养。哈佛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研究生,预备博士论文期间多资遣来华进修,两年后回国提交论文,方授予东方学博士学位。燕京大学从192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两年后撰写论文,由学社北平办公处延聘专家组成面试委员会,面试通过,为“硕士待位生”,毕业时授予学位。此外尚有出国留学生,第一个派赴哈佛大学留学的是名历史系毕业生,四年后获哈佛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回国。为缩短留学生在美年限,学社规定,凡资遣哈佛大学的人员,必须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

购置图书资料方面。为配合研究,学社在哈佛大学建立“汉和图书馆”,专藏中、日文书籍。到四十年代末,馆藏达十万册,为汉学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献保障。在燕京大学,从1928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收藏对象主要为线装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东方学书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查,燕大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因系教会学校,藏书以西文为主。自1928年始获学社购书款后,不断补充中国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图书(不计报刊)约四十余万册,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购入。曾任该社北平办公处执行干事的聂崇歧回顾,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且数量有限。至于1950年花费1250万元购入明弘治本《西厢记》,乃因当年书款余额尚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故方有上述“豪举”。

学社在书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在美国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汉英大辞典》,首先在燕京大学协助下,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中国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尽管《汉英大辞典》编纂进展缓慢,杀青之日遥遥无期,而哈佛燕京学社则声名鹊起,俨然成为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重心。学社在燕京大学创办并出版的《燕京学报》更是名重一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最终与燕京大学一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半个世纪过去,岁月风尘抹不去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轨迹。设在哈佛大学的学社总部则延续至今。据悉,北京大学拟于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召开首届国际汉学大会,在接受邀请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名单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赫然在目。
 

 

燕京理工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位于“环首都经济圈”的核心——京东燕郊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距天安门38公里,招生列入全国统一计划。

燕京理工学院的前身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创办的优秀独立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学校继承发展了北京化工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经过8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环境优美、设施齐备完善、办学质量优秀、在校生超过20000人规模的现代化大学。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强校”的发展道路,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培养“四会五有”(即会学习、会做事、会做人、会与人共处;有感恩之心、有博大胸怀、有吃苦精神、有创新意识、有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
学校重视学科专业建设。形成了工学、管理学为主,理学、经济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布局。设置了化工与材料工程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会计学院、管理学院、文法学院、国际商学院和艺术学院8个二级教学单位和39个本科专业。学校师资队伍精良,拥有一批省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和教学名师。学校建成11大实验实训中心、115个实验室,达到了国内高校的先进水平;拥有馆藏165万册图书和现代电子图书系统的图书馆以及全覆盖的数字化校园网。科研成果丰硕,近5年来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课题91项,发表学术论文407篇,编写出版专(译)著、教材89部,获得专利4项。

学校大力推进国际化和地方化战略,先后与北美、亚洲、欧洲多所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选派学生出国深造,多人获得国外大学全额奖学金资助;引入国际先进办学理念,取得了很好效果。

学校坚持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建立了四川省平武县平南羌族乡支农支教社会实践基地和河北易县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恩教育”、“雷锋连支教”等成为国内知名的大学生品牌教育活动。科技文化节、汽车文化节、体育文化节、英语文化节、大学生艺术节等活动让学生展现了才华、构建了自信,焕发了精神。学生获国家级奖学金2100多人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学科专业竞赛大奖220余项。其中,在2011年全国高校大学生汽车知识竞赛中获得北京赛区冠军、全国亚军;2012年,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获特等奖,在第七届“毕昇杯”全国电子创新设计大赛中获全国一等奖,在全国大学生物流大赛中获第一名,在全国第二十一届时报金犊奖中19件艺术作品获奖,在河北省数学建模竞赛中获二等奖,在第十七届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团体总分第6名。

学校在全面继承211重点大学办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较好成绩。大学英语四级一次通过率连续4年超过50%,毕业生就业率90%以上,考研升学率稳步提升,上线率达到10%以上,位居同类院校前列。

学校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行了大量改革和创新。在保证本科教育的基础性、系统性和理论完整性的同时,强化了实践教学和素质教育环节。坚持开放办学,与社会各界、特别是优秀企业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学校设立多种奖助学金,鼓励学生成长。

学校的办学成绩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可和赞誉。在“回响中国——中国教育年度盘点”活动中,学校连续5年以高票数位居全国独立学院前列,并获得“中国最具品牌价值独立学院”荣誉称号;2012年被中国网评为“学生满意度最高的独立学院”,这是社会公众对学校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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