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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大学与城市

时间:2013-12-01 07:13:37  来源:  作者:

 生活在北京的学者们,更愿意选择“中国”或“世界”的视角,而不太愿意“降级”讨论自己脚下这座千年古都兼国际大都市。

 
2010年12月17日-18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和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合作,召开了“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了这次会议,我们编辑了一大一小两个集子,大的《都市蜃楼——香港文学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是两校教师过去十年相关论文选集,小的《我的“香港记忆”》则是我在中大开设“都市与文学”专题课上的课外作业。
 
在《小引》中,我提及:“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理解城市,理解作家,理解那些并不透明的文类及其生产过程,更需要理解我们自己的七情六欲。说实话,无论作家还是学者,之所以寻寻觅觅,不就因为还有个撇不清、挪不开、搁不下的‘我’。面对‘东方之珠’的急剧转型,作为读书人,你自然会不断叩问‘我’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怎样在这大转折时代里安身立命。”这既表达我们隐藏在严谨的学术论文背后的情怀,同时也是对于大会的默认目标及期待。
 
某种意义上,城市不仅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一遍又一遍,说出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状的理解,说出我们的困惑与期待,这将可能影响日后的历史进程及城市发展方向。
 
会议结束后,读到这本小册子的《百家》总编辑黄仲鸣先生,对青年学生之“香港记忆”很感兴趣,决定选刊其中的九则(参见《百家》第十二期【2011年2月】、第十三期【2011年4月】)。我在“附记”中称:“体贴并阐释香港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理论修养固然重要,生活感受更是不可或缺。假以时日,同学中或许有以‘都市文化’或‘香港’为专业研究对象,并作出卓越成绩的。”
 
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开设同样的选修课,布置作业时依旧是专题报告加一则散文或随笔,后者以“我的‘北京记忆’”为范围,自由命题,但说好不要宏论,谢绝空谈,文章中必须“有我”,三千字打住。期末阅读选课学生提交的作业,让我大跌眼镜——专题报告大都很好,反而是散文随笔不行。此前我与某文学杂志主编约好,准备选十篇文章给他们刊出;眼看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自食其言。
 
开始很困惑,明明北大学生很聪明,为什么“我的‘北京记忆’”总体上不及“我的‘香港记忆’”?后来想通了,问题不出在写作能力,而是城市感觉。换句话说,港中大学生(包括内地来的)对香港这座城市有强烈的认同感,而北京大学的学生志向远大,并不怎么将自己生活多年的北京这座城市放在心上。
 
二十年前撰写日后常被引述的《“北京学”》这则短文(《北京日报》1994年9月16日),我谈及一个有趣的现象——生活在北京的学者们,更愿意选择“中国”或“世界”的视角,而不太愿意“降级”讨论自己脚下这座千年古都兼国际大都市。有感于此,我曾以“北京”为题,撰文、编书、开专题课、组织国际研讨会,希望改变世人的偏见。可即便我十分努力,也只能影响寥寥几位年轻学者,在大的范围内,收效甚微。
 
这些年,我多次带领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在北京城里游走,不是为了学术课题,而是希望培养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体贴、理解与感怀。
 
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教授或学生来说,脚下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家乡,理应对它有感情,不该将其简化为路边的风景,或暂时的栖居地。我甚至在一篇文章中谈及:“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北京日报》2012年5月21日)(32)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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