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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 中国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情绪

时间:2013-09-20 08:00:58  来源:  作者:

 2013年9月,凤凰网对话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观”。

童增是一位商人,也是社会活动家。他目前担任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童增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后面又开始介入保钓等涉日活动,持续坚持多年。

童增说,在中国民间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不管年轻年老,只要谈到日本,都非常反感。这种情绪不是一代人,是很多代人,一百多年来,沿袭下来的,是客观存在的。

以下为对话节录,文中标题为编辑所加。

(对话主持:李杨)

把对日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分开来

凤凰网:媒体给您过一个“大陆保钓教父”这样的称谓,说您在90年代曾经孤身一人在全国人大代表驻地给他们散发对日索赔的资料。

童增:80年代我是大学老师,讲法学概论。其中有一章是国际法,讲到中国和日本的时候就提到要战争赔偿。我感觉到战争赔偿不应该放弃。或者说,日本现在应该主动对我们进行赔偿。

1990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要求,这启发了我。我们能不能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呢?从这一年开始,我就搞研究,写了一个论文,提出一个观点,把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分开来:战争赔偿国家放弃就放弃了,民间的赔偿我们保留(索赔的权利)。

当时,我就想发表那篇论文引起轰动效应,就可以了,只是一个学者的要求。没想到找了很多家媒体,报纸、杂志都不发,觉得这个敏感。到了1991年,我就把它打印成一个万言书,到京西宾馆、北京饭店,北京市所有人大代表驻地去,发给他们。

没想到给他们以后,这些代表非常认同,1991年就提出很多议案。1992年,又有38个人大代表提出两个议案,这样就把它炒起来了。先是境外媒体,香港媒体、日本媒体报道,然后国内媒体跟进。很多战争受害人给我写信,或者从各个地方跑到北京来找我。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日本当年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没有多长时间,我就接到一万多封信。

我逐渐有一种责任感,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我也没想到会一直做到现在。受害者给我写信,我就动员他们给日本驻华大使馆写信,大使馆也有人专门找到我,说他们接到了很多信。我也代表慰安妇还有劳工,把他们的受害信件递交给大使馆。

1994年以后,日本的律师就找到我,希望代理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案件。这当时在国内不能立案,收费也比较高,因此我开始在日本打官司,以后就一直打打打,打到现在还在打,当然基本上都是败诉的。

1992年找到我的受害者,比方60岁,现在也是80多岁了。当时有70到90岁的受害者,天津的,现在肯定已经去世了,80岁、70岁找我的,也去世了。受害者一年一年减少,慰安妇走的也比较多。他们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看到日本谢罪、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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