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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路径转换

时间:2013-08-24 15:39:02  来源:  作者:

选举驱动式民主已经不具社会共识

徐勇:参加这个会议,我有两点体会,一是政治学开始发出声音,二是政治学发出的声音应该具有战略性、预测性、全局性和宏观性。根据这样一个理念,我准备了发言,题目是《由选举到治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路径转换》。

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发展的设计是从基础民主开始,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先由村到乡,再到县,最后到中央,这是彭真的讲话,后来一直到温家宝总理都按此思路。

从哪里着手?村级选举,中国是一个选举驱动式的民主发展,路径是渐进式,以选举来突破,这是八十年代的设计。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选举民主还仅仅停留在村一级,乡镇选举昙花一现。同时,选举空转,从全国的样本看,选举的形式很严密,但与选举的成效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就是治理压倒选举。

后来转变为治理驱动式的民主,起点决定路径,原型决定转型。为什么不是按照原来的路径?取决于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设计实现民主的路线图,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是大民主还是小民主一直有争议。

第二,中国是内生性增长,内生性增长的特点是社会高度党化,党主导社会发展,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缺乏地方自治空间,地方稍有一些不同的尝试,就可能挑战中央权威。

第四,自主性社会发育程度很低,长期以来没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

第五,全盘继承传统的官僚制和农业社会的历史遗产。

这五个原型制约着中国不可能按照选举驱动民主的路线发展。

过程决定路径,什么过程?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两次革命,革命后都更加集权,动员能力更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多样化,社会自主性增强,但是政治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性扩大,社会差距和矛盾加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发展优先,维稳至上,这时根本不可能再去顾及选举。

全社会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有效治理,选举已经不具备共识性,左中右三种力量都不接受民主选举,因为左派反程序,反精英民主;右派担心大民主,担心一人一票的民主,所谓大企业家都主张经济改革,不主张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中间派绝大多数担忧引起动乱。因为中国的民主记忆只有两个,一是文革大冲突带来的动乱;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所以,民主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讲,可能会等同于动乱。因此,治理就成为全社会能够接受的观点。

治理的两种不同路线

治理有不同的路线,从新世纪以来,可以看出有两种路线:一个是社会动员路线,也是我们传统主义比较熟悉的,包括重庆的30万人次干部“三进三同”,广西的清洁乡村运动等等;第二种是社会参与路线,也就是所谓接地气。

建国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高度发达的治理结构,但是横向治理非常欠缺,上层的大道理实际是整合不了农民的,所以现在就寻找农业所习惯的小习惯,他们可能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习惯尊老,遵守基本规则,所以就可以从这方面开始从事社会建设。选举已经流于一种形式,通过治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特点就在于建立民众的参与主体地位。

动员路线是自上而下由党政机构主导的,有群众基础,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绩效,所以得到相当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它进一步弱化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造成一种依附性社会,而依附性社会恰恰是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很难想像,一个没有自治或者自治力度弱的社会能够搞好民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例子,这种路线看起来是不符合长远利益的。

社会参与路线着力社会建设,努力构造一个民主社会,极具民主要素,当然,它可能不是很短时期就能见效的。

网络民主带来冲击

现在的民主路径确实要转变了,已经在转,不再是渐进式的线性民主,可能是多种民主要素集聚在一起,达到一定临界点以后,引起民主突变。突变式的民主可能也会面临民主的第四波挑战。

第四波民主的特点是以发达的网络媒体为载体。政治是所谓的支配服从关系,传统政治依靠单一信息传递,建立起支配服从关系。现在发达的网络媒体改变了整个政治生态,以前政治生态由人民主权构成,要依靠代表式民主体现,所以才有政党、议会,但是网络媒体使得人民主权变为人人主权,人人都是主权者,都是媒体的接受者,也同样是媒体的发布者,这就有可能形成对权威的不信任,不认同和不服从,所以很难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权威。

有一个故事,某地开群众路线动员大会,领导在台上念了两个小时稿子,念完以后,看到台下鸦雀无声,仔细一看,大家都在看手机。所以,现在已经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能建构起一种不认同,尽管表面上可能服从,但是我不认同,这就可能在特定时期造成一种爆炸式参与。


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存在理想化的陷阱,其实爆炸式民主确实夹杂大量的民主泡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性驾驭政治,电子化民主很重要的特点是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和爆炸性。

网络上的所谓民主绕开了传统政治需要中间环节来代议的政治生态,很容易使所谓的“馅饼”变成陷阱。没有实际的民主建设,在应对第四波民主时可能会出现被动、消极状态,而对于中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恐怕仍还很难预测。

能否承受网络民主带来的冲击,恐怕不仅是当政者,也是政治学界所要思考的问题。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本文经徐勇教授授权,凤凰网独家稿件,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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