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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政治如何介入道德

时间:2013-08-19 15:31:41  来源:  作者:

(凤凰大学问 第64期)

编者注:8月10日,在汉唐阳光主办的《新纲常》新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以《我们的道德究竟去了哪里》为主题发表演讲。

何怀宏不认同中国道德崩溃说法,他认为道德仍在人心中,只是由于现实氛围或制度的限制,没有找到合适的表现渠道,“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能够用各种手段把人的善意刺激出来”。

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历从传统道德到革命道德的转变,何怀宏称传统道德讲究公开的等级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得多,而革命道德虽然倡导所有人都应该无私奉献,但后来慢慢演变成隐蔽的等级制,不像传统那样“上严下宽”,而是变成“上宽下严”,“面向所有人的平等要求最终变成倡导者要求大众实践道德,而自己却可以例外”。

由于道德倡导者可以不实践道德,对于被要求实践道德的大众来说,何怀宏认为道德就变味了,因为自己想要做的和别人要求你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道德失去主体性,同时,倡导者也失去了真正言行一致的诚信。

与传统道德和革命道德不同,何怀宏认为现代伦理应是面对所有人的平等要求,精英不能例外,领袖也不应例外,“现代社会的道德是客观化的,属于一种职业伦理,谁进入职业就要相应承担责任”。

何怀宏指出道德主体应首先具有自我意识,榜样不是人为树起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因此,政治不能过多介入道德。

政治应如何介入道德?在何怀宏看来,制度本身符合道德,官员也遵从制度和道德,把基本的事情做好,差不多就可以了。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伦理学原理、应用伦理学和中国历史文化。著有《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底线伦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译有奥勒留的《沉思录》、罗尔斯的《正义论》等。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演讲实录

健康的社会能将人的善行激发出来

今天研讨的题目是“我们的道德究竟去了哪里”?提出这样的问题,言外之意是不是说今天的社会已经失去了道德?

我们觉得现今的道德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有时可能还会相当悲观,比如日常看到的一些新闻事件,不断有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情节发生。如果把伦理分成两个层次,一方面是制度层面,一方面是个人层面,那么,制度层面的道德问题更多。

有时我们经常对社会的很多现象不满,但是仔细想一想,又会觉得日常交往的熟人或者亲友都还不错,挺好的。如果某人犯了什么案,周围的人可能还会认为这人平时口碑还可以,看着挺老实。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有私德和公德之分,同时也可能有些人本身并不是坏人,而是因为处在某种权力地位上,或者某种诱惑中,才做了不正当的事情。

我们的道德究竟去了哪里?虽然现实问题很多,也不单是权力的腐败相当触目惊心,但是,我不相信中国现在的道德就崩溃了,或者说中国人从本性上就是不好的。道德哪里去了?其实还在人心中。比如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很多人路过却没人救助,表现很冷漠,大家都感到很震惊;另外一方面,这件事情又引起轩然大波,冷漠的人受到很多批评,后来有媒体去采访那些当时路过不管的人,绝大部分人说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做点什么。

有时我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天平中,也就是一种处境、氛围,向哪边倾斜,带有某种偶然性。比如一个人在大街上掉落几万块钱,路过的第一个人怎么做很重要,如果他开始抢洒落的钱,可能后面的人也跟着抢;如果第一个人帮忙捡钱,后面的人也可能同样会帮忙。人们的恻隐之心,或者说正义感,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有时可能比较微弱,或者没有得到合适的表现渠道。如果法律不支持见义勇为的人,就可能会压制人们的善意,但这些善意是在人心里的,而且在大多数人中普遍存在。

我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有一个人跑到幼儿园,强奸并杀死一位老师,打死一个孩子,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杀死好几个人,对自己已经绝望,最后怎么判刑他都无所谓。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幼儿园掐死第一个孩子后,又去掐第二个孩子的脖子,掐到一半他没有再继续下去,后来他说自己当时心软了。其实,现场没有任何人能制止他,他完全可以把第二个孩子掐死,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也能产生恻隐之心。所以,如果能够追溯过往,他的善意也许能够被开发出来,不至于走向犯罪。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相信有善意,相信有道德。

一些纲常或者说是天经地义的内容,比如不要做杀人等伤天害理的事,就在人们心里。人们不是没有善意,但为什么善意不能变成善行?甚至你做了一件善事,可能还会觉得有点惭愧,害怕自己被孤立,比如有些官员认为不收贿赂,自己会被孤立,如果官场形成这样的风气,个人可能就很难抵抗,因此,善意能否变成善行,与氛围和制度的制约有关。

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能够用各种手段把人的善意刺激出来。什么是道德?道德能够引发别人的善行,能够感动别人,这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界定的。

传统道德与革命道德

道德的发展在中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在井冈山时期,确实是相当平等,朱德作为最高军事首长,和士兵一起下山挑粮,虽然有理念的问题,也有客观上的策略问题,但大家能够同甘共苦。

到了延安时期,一方面仍相当平等,而另一方面也出现一些变化,当时一般的干部只有周末才能夫妻团聚,其他时间都要住在集体宿舍,但是领袖可以不受此限。因此,干部与普通人之间已经开始出现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抱着满腔民主平等理想到延安的人感到很失望。当然,平等的观念已经不胫而走,深入人心。

到文革时期,所谓革命道德所导致的问题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要求,倡导者自己往往并不去实践他所倡导的道德,而是要求大家去做,要求社会去做,自己却做不到。这就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们认为倡导者是不诚实的,或者倡导者认为自己可以是一个例外;第二,对于被要求者来说,他们也就失去了道德主体的资格,因为这是别人要求他们做的,道德就变味了。就道德而言,自己想要做的和别人要求你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这一点在上世纪50年代还不那么明显,但到60年代就明显了,也就是说道德失去主体性,倡导者也失去了真正言行一致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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