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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公民社会是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

时间:2013-08-01 13:01:06  来源:  作者:

最近二十多年来,“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里,公民社会天然合理、天然正义,是应该无条件地予以肯定的“好东西”。

公民社会好在何处呢?按照其倡导者的说法,好就好在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构成制约,从而促进民主的实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东欧、西欧、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会是民主前提条件的理论,他们把公民社会说成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九十年代初,这种理论传入中国研究领域,继而传入中国学界,很快就成了显学。自此以后,国内外总有一些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公民社会的蛛丝马迹。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出来的一个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正名:国外定义“公民社会”的三种策略

要判断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必须得先弄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公民社会”是从西文civil society翻译过来的。事实上,civil society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本身就是个问题。译法与概念的内涵紧密相关;概念的内涵不同,译法当然也应不一样。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对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即人们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动的空间)范畴,尽管他们对市民社会所处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争论不休。

直到过去二十多年里,civil society才被赋予了“公民社会”的含义:它既是一片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的空间(私域),也是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基地(公域)。问题是,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比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却十分飘忽。

定义“公民社会”的第一种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更不是市场,而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空间。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这片空间叫作“社会”,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会”呢?显然,并不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全部空间都可以被称作“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么,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列举属于这个特定空间的人类组织。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会手册》列举了六类组织,即“非营利部门”、“发展型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社会运动”、“社会企业”、“国际公民社会”。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想到其它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提法,如“独立部门”、“第三部门”、“慈善部门”、“志愿部门”、“免税部门”、“社会经济”、“民间社团”、“公共领域”、“社会网络”等。还有一种据说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叫作“公民社会组织”。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知道什么叫“公民社会组织”,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民社会”;而要了解什么叫“公民社会”,又必须知道什么是“公民社会组织”;此乃典型的同义反复。

不少人以为上述类型的组织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其实,它们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国家,宗教性慈善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便是一个例子。在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新加坡,那里的某些非营利组织的历史甚至比国家本身的历史还要长。

真正的新现象是把本不沾边的各类组织统称为公民社会。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在不同国家,看似与公民社会概念沾边的组织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异。更何况,不管各种类型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两者之间都不会完全重合。这样一来,哪怕有可能列出长长一串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类型,人们还是不清楚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三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厘清它涵盖的组织具备哪些共性。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从“结构—运行”的视角归纳出公民社会的五个特征: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然而,这五种特征的内涵并不容易确定,该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萨拉门教授对它们的说法就有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套标准未必与现实相符。

“组织性”意味着公民社会必须展示相当程度的组织化、制度化。非正式的、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聚会应不能算作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但萨拉门教授后来认识到,不能排除那些未经正式注册的组织,以及非正式的组织,但他继续强调这些组织必须有日常的会面,必须有会员、必须有被参与者接受的决策机制与程序。问题是,现实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真正意义上会员的社团;更不要提虚拟空间已出现的大量网上团体。而它们算不算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呢?

“非营利性”意味着组织可以赚钱,但只能用于完成组织的使命,而不能将利润分配给其所有者和管理者。问题是,中饱私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采取分配利润的办法。近年来,由于政府拨款减少,西方(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的所谓“非营利组织”卷入赢利性活动,致使“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组织”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有关“非营利组织”的高管们薪水向大公司高管看齐的报道也不绝于耳。

“自愿性”意味着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这里的“自愿”缺乏严格的定义。问题是,在具有合作主义传统的那些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工会、商会、专业团体等组织并不是完全自愿的;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人们参与宗教组织活动往往从不懂事时就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自愿的。这些组织是否应该被排除到公民社会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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