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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时间:2013-04-21 17:00:30  来源:  作者:

人们满足于侈谈人文精神,却从未对它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基本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的缺失导致了人文精神自身的畸变,以至于这一术语竟然蜕化为等级观念、迷信思想和宗派情绪的辩护词。
只有把人格、个性和公正置于基础性观念的位置上,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才能扬弃古代、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历史局限性,抵御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宗派主义倾向的侵蚀,向真正的或理想型的中国人文精神逼近。
在当代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术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理论界掀起了“人道主义”讨论;90年代再度兴起了探寻人文精神的热潮。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人文精神热”,恐怕并不为过。
然而,就像任何一种“热”都会流于情绪化而缺乏理性思索一样,“人文精神热”也不能免俗。人们重视它,仿佛只是为了把它作为神像供奉起来,而不再把它作为理性审查的对象。事实上,人们满足于侈谈人文精神,却从未对它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基本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这种界定的缺失导致了人文精神自身的畸变,以至于这一术语竟然蜕化为等级观念、迷信思想和宗派情绪的辩护词。问题是如此之严重,到了必须严格地界定这一术语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基本内涵的时候了。
在通常的情况下,当人们谈论“人文精神”这个术语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两层剥离工作:第一,把人文精神从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剥离出来,没有阐明,究竟是在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印度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的背景下谈论人文精神;第二,把人文精神从某个文化共同体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中剥离出来,没有阐明,是在谈论哪个历史阶段的人文精神。无庸讳言,这两层剥离,使人文精神这个“能指”像飘浮的杨花,丧失了确定的指称对象。
与这种空泛的谈论方式不同,我们一开始便试图严格地限定人文精神这个术语的文化历史语境。第一,我们是在中国,而不是其他文化共同体中谈论人文精神;第二,我们把从夏、商、周下迄1910年称为古代中国,把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文精神称为“古代中国人文精神”;把从1911年辛亥革命下迄1976年“文革”结束称为现代中国,并把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文精神称为“现代中国人文精神”;把从1977年迄今称为当代中国,并把这一历史时期的人文精神称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中国人文精神的三种流行的畸变形式的分析,阐明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完美化
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包含着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的合理因素,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人文精神是奠基于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之上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无意识层面上,潜藏着根深蒂固的泥古崇古意识和祖先崇拜意识。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而《礼记·礼运篇》对古代“大同”世界的描述也显露出同样的思想倾向。无庸讳言,这种泥古崇古的思想倾向很容易使当代中国人把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完美化,甚至加以神化,从而忽略了它的历史局限性。这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把古代中国人文精神完美化,甚至神化的做法,在现、当代新儒家们的论著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当代新儒家们在谈论古代中国人文精神,尤其是儒学创始人孔子的人文精神时,大多喜欢援引《论语·乡党》中的那个小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孔子家的马厩着火了,孔子退朝后听说此事,他不先问马是否受伤,却先问管理马厩的人是否受伤。如果把这个小故事从《论语》乃至孔子生活和思考的整个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确实表明孔子十分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而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难道不是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吗?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小故事的局限性也是清清楚楚的。孔子只是在涉及人的生命与马的生命的比较时,才把人的生命置于马的生命之前。显然,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这样的观点也是其他普通人都拥有的观点。何况,人们不应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下孔子关于人的观念。
只要人们不满足于抽象地谈论人,就得承认,人是有性别差异的。那么,孔子究竟如何看待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指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我们且把孔子这段话中的“小人”撇开,因为在他的语境中,“小人”作为“君子”的对立面,指男性中应该被蔑视的那部分人。这里提到“女子”的“难养”至少表明,在孔子的心目中,所有的女性都与男性中的“小人”一样,应该加以蔑视和谴责。尽管某些新儒家试图通过对“女子”这个词的别出心裁的阐释而淡化孔子对女性的蔑视,但这样做就像闵希豪森男爵试图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沼泽地一样可笑,因为孔子对女性的蔑视几乎贯穿于他的全部言谈中,即使是善于补天的女娲在这里也会无功而返。
我们再来考察,孔子如何看待不同男性之间的关系?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孔子完全没有提到女性,从而印证了他上面所说的“女子”“难养”决不是偶然的口误,而是表明,孔子思想的基础之一是那个历史时期盛行的男权中心主义。而在男性中,孔子又进一步区分出四个不同的等级,即君、臣、父、子。此外,孔子也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指责季氏欣赏“八佾”乃是对天子礼仪的僭越。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孔子殚思竭虑地加以维护的正是他理想中的周代等级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这个意思。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包含着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的合理因素,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人文精神是奠基于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男权中心主义观念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可见,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把孔子的人文精神,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拔高为一种完美无缺的人文精神,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古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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