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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以文化重建应对雾霾

时间:2013-04-21 16:02:11  来源:  作者:

雾霾:

  “城市病”的历史转换

  雾霾古已有之,《诗经》中就有“终风且霾”的记载。在历史上也曾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清人昭槤《啸亭续录》的“昼晦”条,其中就记有“路人皆不敢行”、“老妪佝偻为风吹毙”、“遗失幼孩”等事件。可是,今天的城市雾霾,与这些偶然的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和城市发展规律的苦果。

  PM2.5本身不是大自然固有的物质,它主要由工业粉尘、汽车尾气及其他城市环境中的废气构成。这表明,尽管我们仍沿用古代的“霾”字,但已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的“霾”。

  古代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很低,直到19世纪初,世界城市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约1%。即使有雾霾,对分布相对疏散的人类也影响有限。但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和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超过了农村,对于当今世界高度集聚的城市人口,雾霾的破坏力必然也会“魔高一丈”。

  在古代偶然出现的极端天气,尽管会造成人身与财产的损失,但其程度与当今城市雾霾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1952年伦敦大雾灾难曾一下子夺去了1.2万人的生命。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也是如此。有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城市有近35.8万人死于大气污染。而由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据估算也占到中国GDP的7%。

  由此可知,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古代诗人笔下具有朦胧美的“雾霾”,已异化为直接威胁到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全力应对的新型城市病。

  深度解析:

  改造生产方式,更应改造生活方式

  一直快速推进的中国城市,突然遭遇所谓的十面“霾”伏,其实并不奇怪,而是中国近年来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

  首先,从生产方式上看,工业是城市的命脉。工业化以巨大的资源和能源消费为基础,必然导致对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生态的严重透支和污染。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都概莫能外。以能源为例,已故的印度原子能科学家霍米·巴巴博士曾测算道,在19世纪上半叶以前,人类每百年消耗的总能量不到半个Q(每Q代表燃烧三万三千吨左右的煤所释放的能量),目前每一百年大约要消耗10Q。也就是说,在人类过去两千年所消耗的能量中,大约有一半是过去一百年消耗的。对于以工业化为主要拉动机制的中国城市化,也可以参照这个公式测算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已翻了两番,而按照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届时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约相当于90909Q,这完全超出了中国环境能够承受的极限,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开发新能源的主要原因。但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据相关研究报告,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5—2045年间达到顶峰,为目前的两倍。城市工业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大户,在对我国110个城市的监测中,目前至少有86个碳排放强度偏大,要实现低碳转型和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其次,从生活方式上看,城市是天生的消费主义者。在迅速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生活方式的都市化,是导致我国城市生态环境严重透支的另一主要原因。一方面,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率一直以超过1.5%的年均速度增长,据国外学者的相关测算,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亿—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目前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而建筑垃圾和废料是城市雾霾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汽车社会是都市生活方式的一个基本标志。据相关部门统计,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了近100倍。与此同时,我国小汽车数量迅速膨胀,自2009年以来,我国小汽车的销售量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目前保有量已达到8264万辆。而据相关统计分析,在上海PM2.5来源中,机动车尾气占到一半,为全国最高。

  在应对城市雾霾的挑战时,目前全球主要的治理模式有三:一是以美国为代表,重点限制机动车及电厂污染,这是从改造生产方式入手。二是以日本为代表,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力量携手治理污染,属于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三是以欧洲为代表,对高排污汽车征收重税,初步涉及到了城市生活方式,但也存在着治标而不治本的问题。从总体上看,这些做法可以统称为“改造生产方式”,而未能深入到“改造生活方式”。

  文化重建:

  应对城市雾霾病

  城市雾霾凸显了我国城市快速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其严重影响和后果已到了迫使我们必须全面反思城市发展理念与模式,以及重新理解城市本质并重新选择城市生活方式的紧要关头。

  改变城市生活方式,可以说有两种渠道:一是在“技”的层面上,如伦敦市民,出行时主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住房尽量使用太阳能和可再生资源。如后现代城市设计中的“3R”原则——即减少资源消耗(Reduce)、增加资源的重复使用(Reuse)、资源的循环再生(Recycle)。二是在“道”的层面上,主要是通过文化教化改变人贪婪和不健康的欲望结构。如果说前者是西方人的特长,那么后者就是中国文化的利器。在批评片面强调物质生产、全盘否定礼乐制度的墨子时,荀子曾充满激情地说:天下的财物养活天下人本是绰绰有余的。现实中之所以出现“不足”和“有余”的激烈矛盾,关键在于个体的欲望未得到有效克制与合理安排。因而,与墨子主张一心发展生产、降低文化开支完全相反,荀子认为社会的首要问题是“隆礼重乐”,即通过文化教育使个体成为与禽兽相区别、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质生活资料与主体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原因在于,尽管精神文明建设本身不创造物质财富,但由于它有效地降低了人的过剩和奢侈欲望,直接减轻了整个社会生产与分配环节的巨大压力,所以也就等于提高了生产力和增加了生活资料总量。其实,这种思想并不限于中国古代哲人,西方当代学者唐纳德·沃思特就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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