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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良:左翼文学的魅力

时间:2013-04-10 17:33:06  来源:  作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颠簸与苏联的推动,左翼文学思潮成为世界文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与发展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由于社会进程的需求,对于世界文坛的左翼思潮自然更乐于接受。20年代末,还只是创造社、太阳社等几个社团进行左翼文学的倡导与试验,等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左翼文学阵营逐渐壮大。左翼旗帜下,不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等弓马娴熟的文坛宿将,也有柔石、张天翼、丁玲、魏金枝、沙汀、艾芜、艾青、端木蕻良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一些作家虽然没有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如萧军、萧红、吴组缃等;即使像徐志摩、巴金、老舍、施蛰存、穆时英等对左翼曾经不无批评的作家,在其创作中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左翼的影响。左翼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成为30年代的新时尚。

  早期左翼文学

  早期左翼文学确曾有过革命加恋爱的幼稚肤浅与传声筒式的直露硬涩,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积淀,渐渐走向成熟。总的看来,左翼文学以充沛的激情、敏锐的感悟、深刻的洞察与多彩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广袤深邃、千姿百态的文学世界。

  与京派、海派乃至更大范畴的自由主义文学相比,左翼文学以表现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见长。譬如茅盾的长篇《子夜》、中篇《多角关系》与短篇《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小说,就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上海的种种骚动,尤其是证券市场的震荡,以及小市镇的惶恐不安与农村的破产凋敝,揭示出民族危机逼促下错综交织的阶级关系与经济网络,呈示出一幅30年代前期中国南方社会大动荡的全景图。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与叶紫的《丰收》等,更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农民的武装反抗。

  血火交迸的红色的确是左翼文学的标志性色彩,但左翼文学对暴力并非一味地张扬,而是在充分肯定暴力反抗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的同时,也有分析性的审视。譬如茅盾的《动摇》,描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某县的大动荡。过去在解读中,往往把局势的混乱只是归罪于投机派胡国光的蓄意破坏和土豪劣绅的疯狂反扑。实际上,无论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说,还是从文本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其一,当时,革命党人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激进盲动情绪,恨不能早晨一觉醒来就能看见人类大同,因而有人主张无条件支持群众的所有要求与行动,这样一来,赞成“解放”婢妾尼姑孀妇、并为之设立“解放妇女保管所”的决议,终于在县党部会议上通过,结果为后来胡国光等人将“保管所”变成“淫乱所”留下了隐患,使“共产共妻”的谣言有所坐实,败坏了革命的声誉。其二,群众盲目的复仇情绪和无限的欲望像一座一触即发的活火山,因而,胡国光的偏激主张每每能够得到多数的赞同,导致了抢夺并分配婢妾尼姑寡妇等闹剧的发生。这两重原因的揭示,表现出茅盾作为一个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独到而深刻的思考,也看得出国民性批判主题在政治题材中的展开,从而表明左翼文学是五四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是所谓中断乃至背离。对于群众性暴力行动的分析性描写,不仅出自于茅盾这样的资深作家,而且在端木蕻良21岁时创作的《科尔沁旗草原》里,也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同《水浒传》那种对暴力无保留地欣赏并张扬的叙事态度相比,左翼文学的分析眼光显示出深刻的历史理性与可喜的现代色彩。这一点不仅让人由衷地钦佩,而且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足以引起深深的回味。

  左翼文学的广泛内涵

  左翼文学不仅擅长于社会政治题材,而且在风土民情、文化氛围、心理世界等诸多方面也有广泛涉猎,展示出一个十分广阔的视野。譬如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就以科尔沁旗草原为背景,展开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步入20世纪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肆意蹂躏与疯狂掠夺,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与压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以及由此激发起来的抗日怒潮。也能够看到充满了毒辣阴谋、血腥罪恶与丑恶闹剧的大户发家史,以及自然经济走向瓦解时大户子弟的分化──有的投身于波诡云谲的证券投机事业,有的夤缘攀附身居高官,有的则走上了文化启蒙之路。还能够看到不甘于被压榨的农民,急欲抗争,但因奴隶根性作祟,半途而废。作品不仅烛照出社会底层的人们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发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隐微:强抢农家女作妻、后在外放浪形骸的没落者,内心深处竟也隐藏着一段不无暖意的幽情;立志走一条新生之路的觉醒者,在自家利益与佃户利益发生冲突时,却站到了佃户的对立面,并且禁不住堂婶的诱惑,于半醉半醒、半推半就中犯下了乱伦的罪愆。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带有原始萨满教巫风的跳大神仪式,以及民众在其神秘和恐怖的氛围中敬畏有加而又如醉如痴的奇特效应,听到悲凉中不无幽默的民间小调,感受到粗犷、神秘而别有韵味的东北民间文化氛围。几百年前的山东大水灾,虽然没有展开直接描写,但是为灾民的千里大逃荒提供了一个背景,也与后来的社会灾难以及民众反应构成一种对应与象征的结构。这种结构事实上已经触及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比《科尔沁旗草原》还要早写两年的丁玲的中篇小说《水》,其后半部分把笔锋从自然灾害转向人为灾害,从抗击天灾转向阶级斗争,因而曾被评论家予以高度评价,但往往不受重视的前半部分,其实也有着值得注意的艺术新质,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洪水滔天的可怕势头、人与动物的惊恐反应、农民的殊死搏斗、回天无力的可怜无奈等,在表现人们向自然灾害顽强抗争的同时,也如实地展示出自然的力量。这些可以看作半个世纪后正式崛起的绿色文学的先声。丁玲加入左翼阵营之后,写过时髦的表现革命与恋爱冲突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也写过《水》这样的天人冲突与阶级斗争兼而有之的复调性作品,还写过直接刻画革命者的《某夜》等,但作为一名从女性视点切入文学的女性作家,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性别立场和女性体验,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带有较强的传记色彩,着意描写辛亥革命前后一位遭遇丧夫之痛的少妇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艰难跋涉,与此同时,也细致生动地表现了湘地的人情世故,再现出女学初兴时的新奇景象,还渲染了辛亥革命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这部原拟写作30万字的作品因作者被捕而搁浅,但从留下的十几万字中足可见出左翼作家的开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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