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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佩荪: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形式

时间:2013-04-05 14:17:02  来源:  作者:

  说到民主,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投票选举。民主通常被理解为就是通过自由选举、按照多数原则选择执政者来制定政策。许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自由选举看作是评价一国政治是否民主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是第一次明确把“协商民主”写入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同时意味着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与选举民主一起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形式。

  何为协商民主?中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有助于我们对它的认识。

  西方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表述

  虽然中外在协商民主的定义上不完全一致,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o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o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安东尼o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尤尔根o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

  民主的本质在于多数人的统治,最为典型的能体现多数人统治的形式就是直接民主。但直接民主在当今受国家的人口数量、地域范围等因素的限制,可能性并不大,一般都通过代议制来实现。代议制民主解决了现代大国实现民主的问题,但限制了公民的参与。代议制民主甚至被喻为仅仅是在选举时期行使投票选举的权利了。正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存在缺陷,协商民主开始兴起。

  西方的协商民主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协商民主是主体的公民参与。代议民主存在着缺陷,简单的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民意,官民之间的对话与讨论能提升民主的品质,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民主协商,既是达到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其本身也是一种民主的实践。在协商沟通过程中培育了公民的社会责任,通过共识形成决策的过程,也可矫正传统民主重视自由却使平等受到忽视的现实。

  其次,协商民主的客体是公共决策。现代西方实行的代议制民主,公民不是直接参与公共决策,而是通过选举把决策权利委托给执政者。因此,民主被理解为就是通过自由选举、按照多数原则选择执政者来制定公共政策。协商民主的倡导者希望通过协商民主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主张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充分表达各自利益诉求,能够在事情进行过程中影响和控制公共决策。

  再次,协商民主的目的是寻求决策的合法性。协商民主的倡导者认为决策的合法性在于普遍参与以及参与方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经协商,实现分歧、差异性偏好的转换,最终形成的共识。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决策才能有效实施。决策合法性的获得就是通过讨论、审议、对话、说服等过程获得的,决策合法性越充分,决策的运行就越有效。

  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和中外协商民主对比

  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国前,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积极探索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还积极探索社会各方面人士民主协商、共谋国是的民主新形式。1949年9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讨论通过了建国时临时性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在中国的真正实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但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仍得以保留,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从而正式形成了我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形式相辅相成的格局。我国的政协制度是迄今为止我国协商民主运用中的典范。

  尽管中外协商民主发展的历程中理论和实践都存在差别,但两者还是存在着一些相通的部分。一是承认差异性。民族、区域、社会群体在利益诉求的差异是协商的前提。二是注重对话、讨论。通过参与、讨论、对话之后,实现分歧、差异性偏好的转换,最终形成共识。三是强调决策的合法性。西方协商民主倡导者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合法的立法必须源自公民的协商。通过参与、讨论、对话,通过参与者的偏好转换,形成共同的遵守的决策,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中国协商民主始终强调通过协商对重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对重大决策赢更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从而为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中外协商民主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参与主体不同。西方协商民主其参与的主体是公民直接参与,因为西方协商民主从一开始就希望弥补选举民主、代议制的缺陷和不足,协商民主强调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公共讨论的结果。中国协商民主以目前政协制度为为典型,其制度安排参与者还是一种间接参与,是一种代表参与的协商,政协委员是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以及港澳台同胞和归国侨胞的特邀人士所构成。按照人民政协《章程》规定,政协委员应“在本界别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由于政协委员由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所构成,因此,政协便体现出精英性的特点,而不是所有公民直接能够参与。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在基层涉及到的一些公共决策可能是公民直接参与。

  二是发展进程不同。西方协商民主和中国协商民主都是考虑到了要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于中西方在选举民主、代议制民主发展路径和程度完全不一样,由此导致协商民主在中国和西方发展的进程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由于选举民主、代议制民主比较发达,相关制度和文化传统都为选举民主、代议制民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和环境。当学术领域发现其缺陷和不足,力图用新的民主范式给予弥补和完善。中国协商民主其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与西方不同,虽然它也是要弥补中国选举民主的不足,但是二者之间有较大差异。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实行全国性的直接选举有相当大的难度。中国选举民主完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这就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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