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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家书(1966-1976)

时间:2013-03-30 14:22:28  来源:  作者:

东方早报:《沈从文家书(1966-1976)》与之前的《从文家书》、《湘行书简》等书信集在编选上有何异同?
张新颖:《湘行书简》是1934年沈从文回老家途中写的,比较单纯。《从文家书》是他从192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写的书信。而《沈从文家书(1966-1976)》是集中了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书信,主要是时间段上有区别。
东方早报:1950年代以后,沈从文基本上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从这册《沈从文家书》可以经常读到他对比如“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的不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的强烈反差?张新颖:其实,沈从文不止是在“文革”期间,他很早开始就在思考和谈论这些问题,一直到1988年去世,他的书信是一致的,很多想法都是一贯的。
沈从文1949年以后写的书信,数量非常大。在《沈从文全集》里,书信一共有九卷,每卷大概40万字,总共有1500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300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
我们很难说,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子的。沈从文书信的意义,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40年漫长时间里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这个意义特别大。像沈从文这样连续不间断地把他的内心生活写下来,而且数量这么大,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很难找到。
至于说他对创作经常发表一些不满的意见,这种不满是因为对于文学他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他一直想写东西,也有实际的规划,留下了很多手稿,但他一直就觉得写不好,觉得别人发表的东西也不好。从他的角度来讲,文学创作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可到了新时代,它的要求变了,有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这与他的写作不太符合。沈从文表现出来的是不写,虽然也偷偷地写,但他自己也知道写不好,所以也没有拿出来。
东方早报:如同“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沈从文也在不同的场合因为各种压力而写过否定过去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是自我否定,而且充满了政治语言,但在这本家书里,我们很少读到这些,而是亲切自然的日常语言,而且他对自己仍旧保持了某种自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沈从文在公共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这种差异?
张新颖:其实没有多大差异,可能被我们或者一些研究者夸大了。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检讨,就发现他是这样一种否定方式:只是说过去写的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了,现在也无能力写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东西,但从来没说过自己写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现在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去研究他的公开检讨,他是会用到当时的一些政治语言,但是仔细去看,他的检讨和当时其他人的检讨还是很不一样,骨子里还是很硬的,是在说自己的话,这是第一点。比如1950年他去革命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他的检讨长文《我的学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说到在革命大学学了什么,他说他的感觉是越学越空虚。
第二,当他用一些时代语言的时候,表面上看和其他人一样,但实际上他要表达的是有自己的意思在里边的,和别人用的意思不一样。比如,他一直也说“为人民服务”,他有自己的理解,他的文物研究和一般的文物研究不一样,一般的文物研究要么是研究庙堂里的青铜器之类的东西,要么是研究文人知识分子的书画,而他研究的他称之为杂文物,比如说镜子、扇子、马的装备……他研究的东西特别多、特别乱,在正统的文物研究者看来这些都不是文物。他说这些是文物,因为这些就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是千百年来普通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研究是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他说为人民服务是和这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以为是政治话语,其实不是。
东方早报:在这册家书里,沈从文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批评最多的就是新作家往往只知道“论事”,而不知道“叙事”。在1972年4月30日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他说:“近廿年不出校门的大跃进冒头的少壮,照年份已成主要教写作的骨干,有的可能就从来自己还不曾写过一篇像样文章,而满脑子正确观点,能理论而不会叙事。”你如何看待沈从文对当时大学文学写作课程的批评?
张新颖:当时不仅仅是大学的文学写作课,社会上培养作家也是这样。沈从文认为那种培养作家的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他经常说,我们现在写的文章,从中学生到作家,不会写人不会叙事,他强调写人叙事是最根本的东西,其实他的意思没说透,他意思是你为什么不会写人不会叙事,因为你脑子里先被思想观念立场给支配了,你把这些当最重要的东西来写作的时候肯定就放不开手脚,其他什么写人叙事写景就都不重要了。其实,沈从文对于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有抵触心理的。
他说自己是“乡下人”,指的是长在自己生命里的自我

东方早报:沈从文在家书中说自己“多少年来给人印象多是胆小怕事,固然在若干问题上见出弱点。或许正是受了点老子的思想影响,示人以弱。”但也有一种评论认为,沈从文的一生显示其性格是执拗而倔强的,虽然偶尔有软弱的表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沈从文的自我评价与他人的评价之间的这种张力?
张新颖:沈从文不是喜欢斗争的英雄型人物,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其实不懂政治,也对政治从内心里不感兴趣。因为他不会去硬碰,有时确实就会显得胆小谨慎。但是,实际上他不去碰政治,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这和一般人就区别开来了。这个事情是不管政治怎么样社会怎么样,他都要做。他的倔强、执拗,就表现在他要做的那些事情上。他坚持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做的那些事情是有价值的、是对的,具体说来就是他对他的文学理念的坚持。当然他对文学理念的坚持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就是“我不写”。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他1949年以后做的文物研究这方面的工作。
东方早报:沈从文在家书里有时流露出“报废”的消极情绪,觉得自己是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旧知识分子,有时在文学创作、文物鉴定与研究方面又显得特别的自信,甚至担心自己的一生所长后继无人。这种在“有用”与“无用”之间的彷徨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个别性还是普遍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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