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鉴/启示/前瞻/趋势 | 演讲全文 | 著名签名档 | 思考平台 | 全排行榜 | 求同存异 | 现象/性质/特征/效应 | 名言名句 | 打破惯例/改变认识/观念更新 |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启迪思维 > 演讲全文

何伟文: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花

时间:2013-03-28 13:32:40  来源:  作者:

  当然,经典英国文学作品很少会给人道德说教的意味。那些文学艺术家一般坚信艺术大于思想,不认为艺术应当服务于社会,艺术家一旦试图改变社会,他们的作品便遭到破坏。他们或许会极端维护艺术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只对艺术本身负责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社会责任,或者艺术放弃道德功能。在他们看来,好的艺术只要存在本身就在发生作用,艺术家的责任在于创造出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作品。艺术通过表达真理实现救赎,而这就是最高层次的道德。

  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不仅能如上所述提升人的趣味,丰富人的道德情感,而且还能培养人的判断力。当这种判断力因远远超出它所处的时代,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而又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被证实时,人们往往愿意称之为“预言力”。“预言力”或许可以被称为最高层次的判断力。这种“预言力”在某些文学批评家身上尤为明显。优秀的文学批评或在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或重塑时代精神,或提升大众的文学趣味,等等,不一而足,其“大用”自不待言。本文仅想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文学批评家的“预言力”这种更为直观的“大用”。

  文学作品的“预言”功能

  其实,文学作品本身具有“预言”功能,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说法。在古罗马时期,诗人被称为“vates”,含有“神意的忖度者,有先见的人,未卜先知的人”之意。由这个词组合成的词有“vaticinium”(预言)和“vaticinari”(预先道出)。当时的人们对诗表现出深深的钦佩,以致认为在偶然碰到的诗句中,就常有他们日后命运的重大预示,于是出现了“Sortes Vigilianae”这个词,意为突然翻开维吉尔的诗,一眼触及到的诗行就预示着未来的命运。虽然这是一种极无聊的迷信,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受到的崇敬,而这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古希腊德尔福神庙里的神谕和古罗马西比拉的预言,也是完全用诗来传达的。文学作品的“预言”功能当与它的经典性有关。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受到不同时代的人们持续不断的尊崇。它有一种取之不竭的活力,让读者在一读再读之下,热情依然不减,而且世代如此。不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人性或人类珍视的某种价值观是不变的,而这正是经典文学作品所“预言”、揭示或传递给人们的。

  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经年累月讲授和阅读文学作品,浸淫其中,对人类社会的状况、人性的本质了然于胸。他们目光如炬,不为一时的迷雾所遮蔽,能见他人之所未见。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就是其中一例。十九世纪后半叶,正当大英日不落帝国如日中天,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之际,他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片面重视物质生产而忽视人的塑造,猛烈抨击“金钱禁欲主义”,即为了金钱的缘故而拒绝快乐和知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以日落和风暴为观察对象,记录下空气质量的变化,并对此“很不合时宜地杞人忧天”。1882年2月,他以《十九世纪的暴风云》为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演讲,对因过度消耗煤炭而造成污染,进而引起的暴风云的变化,痛心疾首。他很不客气地责备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有时甚至故意曲解他们。他说:“人们用钱时做出的选择,决定了社会的质量。任何一种经济都不可能避免做出道德选择。”他反对的人都对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而他自己没有。然而,在一百多年之后,流行的不是他们,而是罗斯金。这位英国知识界的泰斗,如先知一般选择担当重任,引领黑暗蒙昧中的民众走向光明。然而,社会仍然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他的声音如荒野中的呼唤那样无人置理。尽管声名显赫,但他变得日益孤独,多次精神崩溃。

  I. A. 理查兹(I. A. Richards,1893-1979)的例子同样让人震撼,他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流派在上世纪英美文学研究中一度占统治地位。二十世纪目睹了英国从一个世界强权沦落为美国的一个小盟国,欧盟的一个普通成员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虽为战胜国,但是就像一个战败国,尽管还挣扎着维持它的历史和帝国的骄傲。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江河日下,势不可挡:结束在印度长达200年的统治,把巴基斯坦交由联合国接管,让美国来承担在德国的占领地的所有责任,等等。这一系列事件成为了二十世纪英国人记忆中最为惨烈的一幕,让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并相信自己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在1943年,I. A. 理查兹就准确地预言道:“在地球表面上数也数不清的地方,英语将成为最有用的语言—— 某种英语。” 他还说,英语远远地战胜了它的任何一个潜在对手,史无前例地扩展成了一门世界性的语言。英语在全球传播,其背后的动力显然绝大部分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二战之后,在早先殖民帝国的基础之上,英语开始担当美国权力以及英美技术和经济的公认文本的角色。诚如斯言,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帝国退出的世界依然被它曾经使用过的语言所占领。

  如果说理查兹关于英语的准确预言,还没有充分说明文学批评家的预言力,那么另外两个小例子就让我们对此不得不信服了。上世纪60年代,中国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写于1965年、题为《教化我们的绅士》的文章中,我们却读到了这样震耳发聩的文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尝试去获取有关中文的最基础的知识?在有文字记载的所有文化中,这是最为古老的,由地球上最大民族的能量孕育而生,其许多特征在下一个历史时代必将发挥主导作用。”同样是在60年代,一位中国的英文教授也留下了令后人歔欷不已的一段话。吴宓先生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后“自愿被发配到”西南边陲。1960年,他在给当年的得意弟子、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李赋宁的信中写道:“宓生死一切随缘,惟宓诗稿、日记、读书笔记若干册,欲得一人而托付之,只望其谨慎保密保存,不给人看,不令众知,待过100年后,再取出给世人阅读,作为史料及文学资料,其价值自在也。”如今皇皇十卷的《吴宓日记》已成珍贵文献,后人捧读在手,无不感佩不已。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推荐资讯
相关文章
栏目更新
栏目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