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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从小被父亲管得很严 遵从“温良恭俭让”

时间:2013-03-09 23:32:45  来源:  作者:

“思考游戏是最美妙的事情”

南方日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被称作是“史上最难拍、最不可能完成”的一部电影,除了技术层面上的因素,您认为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李安:最大的挑战,在于它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冒险电影。派在海上的漂流历程,不是枯燥无味,而是非常精彩、高度戏剧化,特别是视觉呈现方面,很有意思。大家过去觉得3D只是一个噱头,大部分是动作片在拍,没有人当作艺术品来做,而我越是拍不出来就越想拍,后来就着迷了,非要做出来不可。对我喜欢冒险的个性来讲,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可以学到新的“语言”。

还有就是原著的哲理性和辩证启发性特别强,所以这些都需要在电影中兼容并蓄地做到。我对原著的本身是非常感兴趣的,兴趣大到一定程度就忘了恐惧,乐于去接受这个挑战。电影里面最难的部分,也是书本里面写得最好的部分——什么是精神力量,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神,到底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书里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非常精辟,又很深入浅出,我读后马上介绍给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也在读,这是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的一本书。

南方日报:通过这部电影,您最终想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李安:其实谈不上表达,我希望能够刺激观众的想象力跟情感。我觉得讲到信仰,很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天爷,我们的人力跟智力可以证实、可以触碰到的物质世界,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超过这个物质世界、不能证实的东西就需要人去相信,我们叫作信仰,这个东西是玄之又玄的。为什么大家今天来看电影,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最虚幻的东西,也是最真实的。我们在这里面讲的其实是超现实,超过人力控制范围的东西,事实上又有一种向往在里面,在情感上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我是拍电影的人,也是说故事的人,怎么想是各位观众的事情,我这边没有解答。就像影片里,成年之后的派怎么讲其实无所谓,故事讲出来就是你的了,不管怎么拍,还要留三分给观众在脑子里想象。就像“π”这个东西是一个无理数,是一个无解的东西,怎么在无解中看到一个圆,我希望这部电影是既有普遍性也有深度性的片子,可以供家人、朋友互相讨论。我特别珍惜这个题材,我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发更多可贵的思考和情感。脑筋里面的演练,做思考游戏,其实是最美妙的事情。

在刚刚落幕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著名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斩获最佳导演大奖。一时间,李安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华人之光”,“李安吃汉堡萌照”、“搞怪旧照”以及李安夫妇患难与共的经历,在网上火速疯传,人气势不可挡。他的名言“我心里面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一直以来,李安作品以丰富多元的题材和浓郁的人文气息闻名于世。他的通俗,不是一眼看穿的直白,而是晓畅又精炼,从不故弄玄虚、大摆迷阵;无论是含蓄冲淡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水墨氤氲的《卧虎藏龙》,还是质朴深沉的《断臂山》,经由李安操刀的故事无不在人们心中留下“念念不忘的回响”。即便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绿巨人》,也在美式英雄形象中注入了一种独到的敏感和悲悯气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滋养,商业与艺术的精密权衡,李安以其作品为中国人信奉的“中庸之道”,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诠释。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著名影评人韩松落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内地观众对李安的喜欢,并不全是建立在其电影作品之上的,而是受到其人格魅力的感召所致。事实上,李安的人生并不平顺,人生的开篇甚至显得有些窘迫,然而,无论是其人生还是电影,不温不火,细水长流,是他一贯的作风。

去年年底,李安来华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宣传造势期间,曾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就电影、人生、“冲奥”等话题侃侃而谈,当时受篇幅所限,遗憾未能尽数与读者共享。为了弥补这份“遗失的美好”,此次我们将访谈未见报的部分进行了重新遴选和编辑,邀请读者与我们一起,感受李安“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性格,以及他在追梦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痛苦与喜悦。也许,李安的温润、谦和、隐忍,本身就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电影。

“我在电影里面不需要谦虚,要尽情发挥野性”

南方日报:商业和艺术,东方哲学跟西方思维,您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矛盾关系的?

李安:我23岁之前在台湾,接受的主要是传统的中国教育。我的个性、思路,基本在我去美国以前就已经养成了。而我关于电影的基本知识,包括戏剧、视觉方面的训练,都是在纽约上大学的时候学的。老实讲,还是西方的电影比较好看,冲击性强,这方面我比较受西方的影响。所以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有东西方两种特质的,怎么样求取平衡,这是在我的血液里面,很自然形成的。

比方说,我的性格比较害羞,因为我是父亲管得很严的环境下面长大的,觉得人不能很虚浮、很夸张,要遵从“温良恭俭让”那一套。在生活上我胆子也比较小,让我神气活现的我也很不舒服。我的谦虚不是虚伪的谦虚,我希望很自然地表达。而拍电影时,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小孩跟老虎的关系,一方面很怕它,一方面又有老虎的野性,我希望我的野性在电影里面尽情发挥。我在电影里面不需要谦虚,要尽量地冲,尽量地冒险,尽量让大家“哇”!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笑)

至于商业和艺术怎么找到平衡,跟花多少钱有关系,可能两三千万美元以内的东西,我随便拍,我本身有这个市场价值。我只有两部电影有过商业压力,一个是《绿巨人》,一个就是这一部。一个新的创意出来的时候,光是听我讲,电影公司的老板都会觉得很想砸钱;可是我有思想要讲的时候,他们就会紧张:这个东西怎么卖呀?

尤其美国人是比较天真的,全世界的观众看到的主流电影,都是比较天真的,哲理部分差不多点到为止就行了。而我来拍片不能这样,我要对得起书,不能把这个东西浅化,对观众要尊重,比如血腥的东西点到为止,大家会意就行了。书可以慢慢想象,可以花一两个礼拜去看,但是电影就只有两个钟头,不能分神,要随时全神贯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做“烈士”,拼了,我就艺术到底,拍一个最贵的艺术片,名留青史。后来我想,如果不能满足广大观众,没有一种集体的启发,反而觉得自己很有成就的话,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在我的内心里面,艺术良心跟商业压力,读者的期待,自身的满意度,还有电影公司的运作通则,挣扎了很久,心灵的折磨非常大。有时候也会觉得像跟着老虎漂过太平洋,不知道哪天到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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