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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时间:2013-03-09 15:54:41  来源:  作者:

 日期:2009年3月16日 来源:《解放日报》

  [导读] 附:思想者小传

  陈平原 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近年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研究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等著作三十种。

  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指着面前走过的学生告诉大家,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而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关键在学校而不是军队。这话,110年前被康有为拿来呈给光绪皇帝,借以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假如你承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教育改革起步的,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大教育”,而不是管理学或方法论等“雕虫小技”。在我看来,所有关注现代中国命运、理解其过往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期待未来能更上一层楼的读书人,都应该关注中国大学的命运。今天想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同大家聊聊大学问题。

  一、作为“话题”的大学

  今日中国,关于大学的历史、现状、功用、精神等玄而又玄的话题,竟成为中国人茶余酒后的“谈资”,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对此,我曾做出自己的解释:第一,中国大学正面临着痛苦的转型;第二,正因为不稳定,有发展空间,公众发言有时还能起点作用。其实,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略——-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在这个意义上,谈“中国大学”,就是谈“中国社会”,不可能不牵涉盘根错节的问题。

  举个例子,大家都很关心“大学扩招”的后遗症,这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据教育部2007年3月7日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普通、成人本专科教育共招生724万余人,增长幅度有所回落,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近6个百分点;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虽说招生规模在逐年控制,但惯势已经形成,中国大学生规模天下第一,乃不可逆转的事实。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提升,这是个好消息;可高校扩招背后,蕴藏着风险。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如果财务危机没能得到很好解决,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财政埋单。还有看不见的隐患是,校园里熙熙攘攘一如百货市场,再也不是原先那清高孤傲的象牙塔了。

  以前关于大学的新闻,主要出现在教育版、科技版、文化版上,偶尔也会在时政版露面,现在不一样,不少大学教授或有关大学的新闻,竟然在娱乐版出现,其风头一点不让影视明星。曝光率是大大提高了,可我觉得,这对大学形象是一种损害。现在传媒热炒的,有些是大学的失误,但有的不是。举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在餐厅墙角装了部电梯,被媒体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通,成了“奢侈浪费”的典型。可实际上,餐厅里装电梯,方便行动困难的老教授,没什么不对。除非是施工中出现贪污受贿或工程质量问题,那应该追究。在我看来,公众并不太关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借题发挥,这就有点冤枉了。

  二、作为“文本”的大学

  既然大学是个热门话题,每个人介入这一话题,都有自己的“前视野”。我也不例外。我所关注的是有关大学的“传说”、“神话”与“叙事”等。我认为,真正对大学传统起延续乃至拓展作用的,是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大学故事。假如一所大学没有“故事”可以流传,光靠那些硬邦邦的规章制度,那是很可怜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大学的书籍、图像和文字材料、口头传说等,乃校史教育的关键。

  我曾说过:“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

  为什么热衷于谈“大学史”,那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为什么倾向于从“传说”、“叙事”、“神话”入手,那是因为,我将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作为文本来解读,相信其中蕴涵着中国人的智慧。所谓文本,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校史,可以是丰富但芜杂的文献,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故事传说、人物传记等。别有幽怀的论者,大都喜欢用人物或故事来陈述自家见解,那样更可爱,更有亲和力,更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来说吧,他也喜欢讲大学故事。查《胡适留学日记》,1911年2月,胡适开始关注“本校发达史”;4月,阅读康乃尔大学创办人的传记资料;4月10日,开始撰写《康南耳君传》,8月25日文稿完成,9月3日修订,9月22日在中国学生组织的中国语演说会上演讲。此文1915年3月刊《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适在台重刊此文,还加了个“自记”,说明当初的写作状态。此传就写“康南耳君”平生两件大事:创办北美洲电报事业和康乃尔大学。文中称:“当其初建学校时,常语白博士曰:吾欲令人人皆可于此中随所欲而求学焉(此语今刊于大学印章之上)。及其病笃,犹语白博士曰:天不能假我二十年,再赢一百万金,以供大学之用耶。嗟夫,此语滋可念也。”文后摹仿太史公:“胡适曰:若康南耳君者,可谓豪杰之士矣。”这种志向与趣味,与其日后问学从政时,均取“建设者的姿态”,大有关联。在我看来,凡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做教育事业,需要长远的眼光,而且坚信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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