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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春:健康养殖势所必然

时间:2013-03-09 15:37:43  来源:  作者:

 都市养猪不可或缺

  养猪之对上海,作用有三:一是满足生活需要。上海每年约需1200万头肉猪,且对“舌尖”上的中华民族,猪肉不可替代。二是满足生态需要。上海约有耕地300万亩。根据规划,每年至少需要种植155万亩水稻、50万亩蔬菜、40万亩水果、5万亩花卉,因此需要大量有机粪肥。三是满足生产需要。养猪可以解决就业、创造财富,尤其是对农村30几万农业从业人员而言。

  所以,上海的养猪业必须继续存在,既是为了战略性的供给保障,也是为了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综合多方面的考虑,《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二五”规划》确定,上海每年需要出栏生猪250万头。

  盲目西化并不可取

  然而,都市条件之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养猪?为此,我们需要知道当前养猪业所存在的问题。

  养猪之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改革开放前的养猪都是传统式的养猪,目的重点在于解决衣食。特点在于:多为庭院养殖;规模一般一至几头;养的均属地方品种;饲料多为泔脚、农副产品、青粗饲料;粪污直接还田。可见,这种模式将猪纳入到了“粮→猪→肥→粮”的农业循环链内,属于一种“猪-人-环境”三者和谐统一的健康养殖模式。但是这种方式缺乏规模效益,生产效率不高。

  改革开放之后,养猪除了解决衣食,更重要的目的是为赚钱。但是,传统的庭院式养猪已难适应这种新的要求:首先是随着养猪规模的增大疫病越来越难预防;其次是大量的粪污对农村环境的污染令人难以接受;第三是从业人员科技水平落后以致生产效率低下。因为这些原因,经过三十几年的演变,今天西方式的工厂化养猪已经成为我国养猪业的主流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特点(也是问题)如下:

  第一,顶端种猪依赖进口。在猪生产繁育体系金字塔顶端的种猪,长期依赖进口。根据统计,我国2008年进口种猪11613头,2009、2010两年因为防疫问题分别进口2488、2918头,2011年疫情解除后进口7166头,2012年报批15000多头。然而,这些品种是在国外自然防疫条件良好、饲料用粮(玉米、豆粕)资源丰富以及西方饮食文化条件下育成的。

  第二,饲料原料也需进口。由于引进品种所需要的配合饲料主要是以玉米、豆粕作为原料,所以我国每年都需进口大量玉米、大豆。据报:2011年我国玉米进口总量175.27万吨,进口总额57757.358万美元;2011年大豆进口总量5263.59万吨,进口总额2982113.473万美元。可是需要指出的是,粮食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而且也是一种战略资源。

  第三,饲养环境要求极高。一方面,由于引进品种是在国外防疫条件良好、疾病净化(clean)环境下育成的,所以其对猪场选址要求很高,最好远离“尘世”、不近“人间烟火”,但在中国实施起来却有极大困难,对于上海这种国际化的大都市则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场内设施设备则按工厂化的流水线作业设计,种猪不论空怀、妊娠、产仔均在限位栏内。

  第四,粪污处理极其困难。以万头猪场为例(参见“养猪,2008,(6):21-24”):年投入饲料3300 t (中水平):年耗淡水(变为污水),用全水冲工艺,300t/d,10万t/年,用刮粪+水冲工艺,200t/d,7万t/年,用干清+水冲工艺,100t/d,3.5万t/年;每天向大气排出氮35.5 kg,H2S 32 kg,粉尘57.5 kg 及大量臭气,可污染5 km内空气。若脱离种植业而采取治污达标后排放,治污投资需150万~200万元,且运行能耗高(1m3污水耗电2~4kWh)、运转费用高(1m3污水运转费2.0元)、设备多、维护量大、管理难、污水处理后的大量沼渣(污泥)难以处理。

  第五,疫病危害日益严重。工厂化的猪场如“集中营”,种猪终生被囚于封闭舍内,空怀、妊娠、产仔均在限位栏内,不给“放风”、不见阳光;这些“苦难”超过了猪的承受能力,导致猪体质衰弱、免疫力降低,进而催生出新的病原。国内一方面“西化”了的设施设备和管理,另一方面不洁(dirty)的养殖环境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以致不仅普通病(如规癖行为、便秘、胃溃疡、子宫内膜炎、滞产、肢蹄病、心脏病、仔猪断奶综合征)经常发生,而且多病原综合征(如母猪繁殖障碍综合征、猪呼吸道病综合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征、乳房炎-子宫炎-无乳综合征、猪皮炎肾病综合征等)也不断爆发,危害严重。诸多因素叠加,导致我国猪的生产性能普遍低下。据报,养猪发达国家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出栏商品猪头数普遍在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5.63头,荷兰为26.03头,法国为24.70头。然而,我国2010年每头母猪仅提供14头出栏商品猪。猪达100kg体重日龄,发达国家约为150天,我国则在165天左右。如此,每头猪若按后期每天消耗2kg 饲料计算,则每头需多耗30kg饲料。我国每年出栏约6.5亿头猪,则可推算将多耗掉多少饲料!

  种猪产业当为抓手

  盲目“西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告诉我们中国的养猪业必须走一条把现代养猪科技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路。其中,种猪产业需要放在首要位置,并且对于上海而言尤应如此:

  首先,根据美国农业部1996年对该国50年里各种科技因素对动物生产效益变化的贡献率分析,遗传育种占40%、饲料占20%、疾病控制占15%、繁殖行为占10%、环境占10%、其它占5%。所以,加强种猪遗传改良,发展种猪产业,应属重中之重。然而,不同环境之下,控制同一性状的遗传基础及其作用机制不尽相同,因此西方国家所育成的猪种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我们不能仅靠引种,而是必须自己育种。

  其次,上海每年规划出栏250万头猪,而且根据通行做法,一般是用杜洛克(D)、长白猪(L)、大白猪(Y)三元四级杂交生产体系。其中四级是指曾祖代(D♂×D♀、L♂×L♀、Y♂×Y♀)→祖代(L♂×Y♀) →父母代(D♂×LY♀)→商品代(DLY)。但是,D、L、Y等纯种种猪价格常是DLY三元杂种商品猪的2倍乃至3~5倍、LY二元杂种母猪价格常是DLY三元杂种商品猪的1.5倍以上,所以对所规划的250万头出栏生猪,不应简单确定为即三元杂种商品肉猪,而应理解为保持每年出栏250万头猪的能力,平常尽量多生产种猪,特殊时期将种猪作为肉猪,从而在维持上海本地猪生产能力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养猪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上海虽然规划自产250万头猪,但每年需消费1200万头肉猪,因此建立一个两头(种猪生产、肉猪消费)在上海、一头(商品猪饲养)在外地的供沪猪生产体系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意味着上海的种猪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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