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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中国人须摒弃推倒重来的思维

时间:2013-03-02 02:03:24  来源:  作者: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对话历史学者雪珥文字实录,采访整理:杨超

嘉宾简介:雪珥,澳大利亚华裔、太平绅士,从事金融投资,中国改革史观测者,自称“非职业历史拾荒者”,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特约研究员。

清朝的国营企业靠政策垄断存活 腐败横生

凤凰历史:1898年清廷矿物铁路总局颁布《矿物铁路章程》,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的规定,似乎认定“私企”是要好于“国企”的,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清政府出台一个这样的章程,并作出这样的规定?而这一章程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落实的如何?这一章程与传统历史论述不同,清政府显然是重视私企的,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对后来的革命意味着什么?

雪珥:矿物铁路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也是戊戌变法中少数保存下来的改革成果。

矿务铁路总局负责统筹全国矿山和铁路的建设,在它成立伊始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宣布:“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如此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不仅是空前的,似乎也是绝后的;对于那些“独立资本”在50万两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够条件的老板们会被授予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一个月内,矿务铁路总局又会同总理衙门发文,第一次宣布了全国铁路建设规划,以便矫正此前铁路建设和外资引进的无序状态。

这种从国家法规的高度,重视民营资本,首先是因为无奈。甲午战争后,大清国痛定思痛,总结出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就包括要大力加强铁路的建设,作为“力行实政”之首。但大清国的财政,基本是“吃饭财政”加“赔款财政”,根本没有余力来投资铁路,拮据,只能从引进外资和发掘民营资本来下手。

其次,从186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企业实际上都是国有国营,官督商办、商办企业,也基本靠国有资金和特殊政策扶持,比如给予某种垄断权力等,内部管理十分混乱,腐败现象严重。中央其实也知道,继续国有国营的话,难以摆脱腐败的问题。如果在所有制上放开些,或许能带来新气象。

但是,扶持民营企业的这一章程,在落实过程中,遭遇了相当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资过于弱小,无论资本的实力、管理的能力等,根本无法适应铁路这种资金、管理、技术密集型产业。于是,在最初的几年,只好依托引进外资。盛宣怀主持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就是负责外资引进这块工作。从纯粹的语义上来看,外资也可以算是“商办”。问题是,外资毕竟不是纯粹的商业资本或民间资本,背后都由列强的国家机器在支撑,这就要面对相当严峻的产业保护和国防安全的问题,当然还有外交平衡的问题。

清朝的所谓民营公司都是依仗政府权力

雪珥:这段时间外资的大量引进,积累了不少问题、矛盾,导致1904年之后的“利权回收”运动。大量外资投资的铁路被收回,由各省组织民营公司接办,这才开始了民营资本大办铁路的高潮。而问题又在于,激情不能替代实力,民营资本依然还不足以支撑铁路建设的投资,最后,不少省份的民营铁路公司,都获得了极为特殊的政策:可以向老百姓收取“租股”,这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因此,“被”当了股东的老百姓,并不以为自己是股东,而只是被抽了一道税而已。至此,所谓的“民营”公司已经蜕变为了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赢利型”经纪人,在政府那里,他们是商人,是民营企业,在那些“被”股东的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有着公权力的“二政府”。这是一种大清特色的畸形的民营企业。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确对民营资本极为重视,特别是在晚清新政期间(1905-1911),这种对民营资本的重视,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直接造成了那些民营公司,尤其是大型的民营铁路公司,成为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实际掠夺者和既得利益者,这群人成为推动政权覆灭的主要推动力和受益者,而清政府和绝大多数的百姓、尤其是百姓则承担了所有的代价。

 

史学界的主流总是讲保路运动归结到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宣统年间的铁路国有运动,并非“国进民退”,而是那些所谓的民营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并且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谓的“国进”,其实就是政府救市的本能动作,也是符合包括这些民营公司在内的大多数参与者的愿望的。而之所以又爆发了保路运动,其实正是这些既得利益者翻云覆雨的手腕,这在我的书中描述得相当详尽。

这种制度上的崩溃,远比金融本身的崩溃,更为致命。如果中央政府还有足够的权威资源,即便有金融危机也能度过。在任何体制下,权力都是第一生产力,罗斯福新政时的美国、二战前从战败中崛起的德国等等,尽管体制不同,国情各异,都是如此。如何有效地运用权力、捍卫权力,包括一旦丧失权力后如何实现软着陆,而不是弄得血雨腥风、尸横遍野,这是一个政权、也是一个民族最为根本的技能。

晚清政府很弱势既无尊严也无权威

凤凰历史:您在书中说有问题找政府,清朝的政府到底有多强大?另外从经济的角度说,私企出问题了,政府是否有责任买单以帮助私企度过难关,如同奥巴马政府为房利美等买单一样?清政府当时为何不为川路公司买单?

雪珥:有问题找政府,并不必然说明政府强大。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公权力无远弗届、无微不至,找政府是看中政府手中的“矛”。而另一些情况下,弱势政府也会经常被推上风口浪尖,因为有实力的既得利益者需要政府这张“盾”。政府其实就是老虎前面的狐狸,人们真正要依靠的,是“权力”这只老虎。“权力”经常在政府这边,但有时候也会在别处,这就是为何历史上的“山大王”、现实中的黑道,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发挥“类政府”的作用。因此,确定地说,有问题找“老大”,这个“老大”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山寨上的大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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