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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房子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最重要原因

时间:2013-02-26 01:56:18  来源:  作者:

结构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复杂,最大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是农村的低收入人口太多,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多。

在农村,全国大约36%的劳动力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天然的差距。这个差距不是体制造成的,也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城市化滞后造成的。

城乡结构导致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方式不同。创造财富就是分配财富。在农业生产中,种粮食、分配粮食就是一种收入分配,你创造了10%的GDP,想分配20%、30%,肯定行不通。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在40岁以下,40岁以上的进入城市的不多。而留在农村的妇女、留守儿童、老人,天然是低收入人口。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解放以后,控制农村人口转移,导致农村人口过多,这是解放后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像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等,战后就让人口自由流动,台湾地区现在农村人口下降到5%了,韩国也只剩5%了,中国大陆还有将近一半。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周天勇:结构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除了城乡结构失衡,还存在企业结构失衡。越大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同样资本所容纳的就业人数就越少;而企业越小,资本有机构成越低,相对的就业比例就越高。小私企越多,劳动力需求就越大,失业率就越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越少。

台湾、韩国基尼系数之所以比较低,就是因为他们中小企业多,创业的人多,这样中等收入的人就多。日本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失业率才4%多一点。台湾地区、韩国的失业率更低,再加上他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95%,即便5%的农村人口只创造1%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是少数人。

现在,我们的中小企业还太少。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小微企业,收入分配才能公平。看收入分配一定要看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看表层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瞭望东方周刊》:造成这两个结构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因为三个体制问题。

一是体制对农民存在不公。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的土地、宅基地都是私有,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买卖。买卖以后,政府征收增值税。比如说土地增值了100%,政府收40%的税;土地增值了200%,政府收50%的税;土地增值了300%,政府收60%的税,征税后剩余的部分,农民可以创办小企业,可以到城里购房。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土地征用,给农民的补偿非常少,甚至农民想再买一套房子,这些钱都不够。这说明我国的土地制度导致了在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中,财富向城市流动,农民没有钱去创业,没有钱到城里购房,这样农民就成了低收入者,收入差距就拉大了。

二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土地开始的时候比较便宜,国家一次性收取70年的出让金,10年前很少,但是现在地价越来越高。比如说,10年前买的房子,当时的房价1平米2000元,现在房价变为1平米4万元。前面买房子的人和后面买房子的人,财富差距非常大,前者财富越来越多,后者被剥夺,因而导致两极分化。房子问题,我认为是导致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三是垄断。如电信、石油、烟草、银行等行业,这些垄断行业导致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

三大体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现在人们只是注重行业的收入差距,没有注意到前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强制征用农民土地,剥夺了农民的利益;房子的土地出让金制度,让已经积累了财富的变得更富,而且还不交财产税。在城市中形成有房产者和无房产者,以及房东和租房客两个阶层。想缩小收入差距,只解决垄断行业高工资等表层问题,是不行的,必须解决土地征用、土地出让金,以及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等深层次的问题。

除了以上原因,国家福利体系建设不足也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原因。教育、养老、医疗等体系不完善,导致低收入人群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提低、扩中、控高”有现实困难

《瞭望东方周刊》:依靠福利体系建设,通过二次分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比如个税改革,有舆论建议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个税按照家庭征收?

周天勇:我国的个税问题比较复杂,按照家庭征收还是按照个人征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两个人养活一个孩子,那么按照个人征收合适;如果一家有5个人,两个人工作养5个人,按照家庭征收合适。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就是结合家庭的收入水平,每户征税,这个实际很难操作,我估计将来还是按照工资征税。

现在有些人呼吁要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如果个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就没有几个人交税了,个税就失去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交税可以反哺农民,如果中等收入者都不交税,他们反哺给农民的就更少了,农民的收入相对就更低了。所以说,中等收入者不交税,本质上对农民更加不公平。如果起征点提到1万元,中国的基尼系数会扩大,而不是缩小,这样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是相反的,但很多人都被这个观点迷惑了。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要实现“提低、扩中、控高”的目标还存在诸多的现实困难。

周天勇:“提低、扩中、控高”这种提法,过于抽象和笼统,问题在于怎样“提低”、“扩中”、“控高”。

现在有30%的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如果财政资金越多,教育、医疗、养老等补贴得就越多,因为社会保障是普惠制,低收入者也可以享受到政策优惠。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么多人,国家财政能不能负担得起?我国2011年的人均GDP在全世界排第89位,全世界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我国的人均GDP只有世界人均GDP的一半多,还是不太富裕。那么多的福利,国家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最后会不会走向希腊那样的结局?而且,我国现在养老缺口很大,国家到底怎么办?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第一,财政到底能拿出多少钱。第二,收入翻一番,谁应该翻番。如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翻番,收入差距会更大;如果私营企业翻番,大量的人在私营企业工作,增加他们的工资、社保,那私营企业就可能死掉了,这些人不仅收入没有了,连就业也没有了。“提低、扩中、控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经济运行中难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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