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留言 |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 会员中心 | 我要投稿 | RSS
| 借鉴/启示/前瞻/趋势 | 演讲全文 | 著名签名档 | 思考平台 | 全排行榜 | 求同存异 | 现象/性质/特征/效应 | 名言名句 | 打破惯例/改变认识/观念更新 |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启迪思维 > 演讲全文

刘东: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

时间:2013-02-03 01:17:04  来源:  作者:

  如果说,激进革命曾使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呈现了二元化的断裂,一边到外间接受风暴的洗礼,一边还在家中保守最后的亲情,那么,这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就更加无情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骨肉之间的反目、父子之间的成仇、夫妻之间的离间,曾被当做“先进”的事迹,被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

  作为残酷的报应,如今充盈到耳际的各种消息,无论是从公而言,还是就私而论,上至政经大事、下至家务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彻些,就全都凸显了家庭文化的败坏与缺失。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已不再能为创造性转化的进程,提供足够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这时候,人们才有可能省悟到,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有多么短视与荒唐。

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家庭虽已不是原样的传统社会单位,因为它们在“全能社会”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们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阶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在这种建筑于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内部,毕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赖最大。

  然而,一旦亲密合作的收益来到了,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残缺,事情就已经在走向反面了,而且还完全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文化上的缺失,会形成更加尖锐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更不要讲,很快就还会有“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刺眼地凸显出来。一个家庭的起点越高,怎么反而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公认的和普遍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

  这迫使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其实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四种排列组合:

  其一,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当然会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很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获成功的几率相当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动,给再下一代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

  其二,不过,也许人们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许更坏的反倒是,只传给后代以身外之物。这个起点看似颇高,身在其中者还会被认作幸运儿,然而,由于终点往往可怜或可悲,有时甚至比前一种的危险更大。对此,我们只要把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两句谚语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过三代”;另一方面则是,“当过帝王,方知当百姓之不易”!

  更不要说,家族给后代留下了过多和过于笃定,也会让下一代无法获得基本的自由。法国哲学家萨特,基于其强调个体存在的现代意识,就曾非常独特地描绘出此类问题。他在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中写道:

  有一次散步回来,爸爸把吕西安抱在膝盖上,对他解释什么是头头。吕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厂里是怎样和工人们讲话的,于是爸爸便告诉他应该怎么办,他的嗓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不是也会成为一个头头?”吕西安问。“当然喽,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将指挥谁呢?”“我死以后,你将成为我工厂的老板,你将要指挥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们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挥他们的孩子。你得学会让人服从和让人爱戴。”“我怎样才能让人爱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说:“首先你必须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吕西安深受感动。当工头莫雷尔的儿子来家里报告他父亲的两个手指被轧掉时,吕西安同他既严肃又和蔼地谈了话,两眼直盯着他的眼睛,并且直呼他莫雷尔。妈妈说她为自己有一个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儿子感到骄傲。

  而研究萨特小说的学者,则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来到世上干什么?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年幼时,按照家人给“乖孩子”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行动,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进入少年时期,他开始探索自我:我是谁?……经过长期努力,他摆脱了恋母情结、同性诱惑、胆怯怕事等,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无主的行尸走肉。“我是什么呢?”勒莫尔当的评语也不合适。他说,吕西安到头来变得像“一块明胶状透明物”。(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

  更不要说,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原本都是志不在当这种“头头”的,他们一个当过飞行员,一个当过牙医,其实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终于都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为其难地背负起政治的责任,到头来作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嘘唏的悲剧。

  其三,相对而言,主要是向后代传授了文化素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也要吃些苦头,但相比起来,却绝没有前者那么危险。比如: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义宁陈家,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家风。由此,在过去的历史中,就有了许多家学渊源的学者,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由此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着更令人羡慕的起点。

  在“文革”浩劫之余,我本人什么遗产都没有得到过,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个性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会开始允许向上流动,自己却并未因为这一点,而感到过多大的窘迫与限制。正因此,我才会在父母的碑文上,写下“先考才高,先妣德馨,铸我风骨,永锡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则徐当年的书房里,还曾挂着这么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说得多好啊!

  其四,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基础,让后代在一个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这个选项相对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即使做到了这些,也可能产生新的苦恼——特别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视作家族使命的个人前景,并不为下代所认同的时候,那么过多的家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推荐资讯
相关文章
栏目更新
栏目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