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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如何破解“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困局

时间:2013-01-28 18:22:07  来源:  作者:

前不久的一则消息“山西部分煤老板携数十亿资金赴新疆挖煤”吸引了笔者的眼球,因为《中国经济时报》今年7月曾发表“山西煤窑真相调查”的深度系列报道,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也令人担忧发生在山西的煤矿事故、环境污染及其背后的权钱交易将蔓延到全国其他资源富裕的省份。

山西号称是中国的“煤都”,煤储量和年产量都占了全国1/4,以往一直高居各省之首。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显然是好事。曾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首歌,唱的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但是自从1990年代黑煤窑泛滥之后,山西这个地方却怎么也“风光”不起来。山西的煤除了造就为数不少的煤炭暴发户和“红顶商人”之外,似乎留给山西和留在全国人民记忆中的就只有连绵不断的矿难、矿工及其家属的苦难、“私挖滥采”、“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山西煤矿开发承担成本的不仅是死难矿工及其家属,而且还包括几乎所有的山西老百姓。挖煤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十分巨大,浪费大量地下水,有时甚至造成地表塌陷,洗煤更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革命老区吕梁产焦煤,每到夜晚河流都成了红色。晋祠的“难老泉”则早在1994年就已经“老”了(断流),主要原因就是周围开采的小煤矿抽干了地下水。截至2004年,山西因采煤引起的严重地质灾害区域近3000平方公里,目前沉陷区面积正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沉陷区面前,即便是巨资治理也显得杯水车薪,水资源枯竭、土壤破坏等问题更还没有摆上治理日程。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用得差不多了,赚足了钱的大户们却已经开始考虑“生态移民”。

一边是暴富的煤老板和“红顶商人”、连年增长的地方GDP和财政收入,一边是矿难、死亡、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这里实在包含了太多的悖论。按理说,在公有制中国,矿产是一级国家资源,应该让全民受益(乡镇煤矿也至少应该让全村受益),而如今富了少数人,却给当地广大人民带来死难和无穷无尽的后遗症。在发达国家,GDP或政府财政收入总是和当地的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的人均GDP提高,表示那个地方的经济更繁荣、社会更安全、法治更进步、人民更富足,因而那个地方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更有吸引力。为什么山西不是这样?为什么山西的GDP上去了,矿难却下不来、生态依然遭到破坏、环境还在继续恶化,以至山西不仅是一个外人除了旅游之外不愿意居留的地方,而且许多当地已经从煤炭中暴发的富家子弟正纷纷琢磨如何“生态移民”?矿主和官员的财富、不断攀升的GDP和地方财政收入如何与矿难、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并行不悖地共存着?为什么中国的某些地方资源越多,却反而造就了越多的不幸?

《中国经济时报》的系列报道给我们揭示了一条“黑链”,正是这条从黑矿主一直延伸到黑记者的“黑链”造成了山西的煤矿事故和环境破坏。平心而论,政府并非对黑煤窑放任不管,但是政府监管的效果似乎只是造就更多的“黑色人物”并增加“黑链”的环节,从而增添黑煤矿的寻租成本而已。然而,在成本仍然远远小于利益的情况下,黑煤矿运营依旧。在金钱面前,所有的法律控制似乎都失去作用:煤矿可能处在某个村子地下,但是只要买通村长、村书记,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乡镇政府、纪委、矿产资源局的人也同样一一“摆平”,甚至安监局的负责人也可以利用安全检查权大把捞钱;让煤检站检查“煤票”,他们却置身“黑链”之中,按照帮助违法的贡献大小分成;记者的天职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是黑煤窑却吸引了大量真假记者,通过“黑材料”要挟、勒索,俨然一副“黑吃黑”的局面。从煤矿老板、煤检站“老大”及其大小喽啰乃至“黑记者”到村支书、乡镇领导、地方安监局和资源局的官员,甚至包括来自各地农村的侥幸没有碰上矿难的矿工们,似乎所有人都从山西的煤炭资源开发中分得了一杯羹,好一派皆大欢喜的场面!

当然,结局恰好相反。在这场疯狂瓜分煤炭资源的盛宴中,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3300多万普通的山西老百姓,而这也是为什么所有这些得利者都被加上了一个“黑”字——黑煤矿、黑矿主、黑站长、黑官员、黑记者,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是建立在损害山西老百姓的公共利益基础上的。煤炭开采的收入每天大量流进少数人的腰包,留下矿难、污染和生态毁灭——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要看现在山西的GDP连年增长,山西老百姓已经开始为煤炭资源的滥挖滥采付出代价,而且还将随着大自然对资源掠夺的全面报复而付出更昂贵的代价。最近的统计表明,一旦计入环境成本,中国一些省市的GDP并没有增长,甚至呈现出负增长。且不说煤矿工人承担着矿难事故的风险,绝大多数山西老百姓无处可去,还得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呼吸铅含量很高的空气,吸收溶有各种化合物的水和食物。与此同时,极少数赚够钱的老板和官员却可以一走了之,或到别处继续赚钱、污染;等到全国各地的资源都耗尽了,那些造成巨大破坏的违法犯罪者很可能已经悄然“退隐江湖”、不知所终,有的甚至可能迁居国外。

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的问题:既然黑煤矿损害了绝大多数山西人的利益,或者至少山西的煤炭资源完全可以采取比现在好得多的利用方式,为什么黑煤矿仍然屡禁不止?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干预不起作用?难道当地村干部或基层政府真的不知道黑煤窑存在?难道检查超采超产真的那么困难?最关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见山西人采取行动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正是解决山西矿难的惟一希望所在。

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当然不是不知,而是故意不为。例如在2007年6月披露的山西黑砖窑雇用奴工事件中,地方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知情的,但是黑砖窑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正是生财之道——否则,罚款从哪里来?既然如此,地方官员自然不会急着杀掉这只“下金蛋的鹅”。

至于上级政府则确实可能不知道黑砖窑的存在,而且越往上信息越少,直到这场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成为全国的头版头条。由此可见,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并不是地方政府不能管或上级政府不想管。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官员不真正对地方选民负责,因而也没有义务为了地方的长期治理和人民的安全、健康和生存着想;相反,法律所赋予的规制权成为地方官员的寻租工具,允许他们通过纵容、帮助乃至直接参与违法活动而获得巨额利润。当然,自上而下的压力并非一点没有,但是由于上级领导并不生活在当地,不能直接感受地方作为或不作为的现实后果,因而所掌握的地方信息必然相当有限,除非发生重大事故引起了上级部门注意,但为时已晚。在自下而上监督机制缺位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监管不力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果。这是各地煤矿事故和环境污染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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