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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张维迎是九流经济学家 林毅夫算三五流

时间:2012-08-02 14:16:23  来源:  作者: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啰。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礽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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