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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落选院士并非学术原因

时间:2011-08-22 09:00:26  来源:  作者:

学术界高职称弊大于利

新京报:你发博客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院士候选人。博客是早写好的吗?

饶毅:这个博客是我三月写的,预计到自己不会当选。并不存在两个版本,我已经猜到(落选)这件事。

新京报:有人说,像你这样学术高水平的人都落选了,太诧异了。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院士?

饶毅:在生命科学界这20年的基本情况是,在国外做过博士后的,回国立即做正教授,或者更高级别。然后在《科学》、《自然》、《细胞》上发一两篇论文,或是几篇发在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新京报:当院士与做科学有冲突吗?为什么?

饶毅:当了院士以后,各种事情就多起来,做科学的时间和精力大为减少,科学活跃期比较早就结束了。尽管不少人做院士后,资源增加、文章数量增多,但真正质量和高度有提高的极少。

新京报: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饶毅:在科学水平本来就不如国际先进的情况下,如果研究的活跃期比国外教授还短,那么中国科学就只能在中、低层面追赶。

新京报:你还说过,中国科学界比较浮躁,为什么?

饶毅:中国科学界浮躁的原因有很多,改变这一局面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情况下,降低职称。

中国职称普遍太高,原因是历史性的。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因为中国科研条件和个人待遇比较低,难以吸引国际的人才,所以只好以高职称作为补偿,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措施。

高职称的现象,弊大于利。因为绝大多数机构不能开除人,如果没有晋升压力的话,一些人是否好好工作,单位无法对已聘任者提要求,而只能听其自然。

做好研究不如拉好关系

新京报:2010年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你和施一公撰写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当时科技部长在答记者问时称,“他们深深地伤害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感情。”这篇文章为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回应?

饶毅:文章里主要说,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对中国的科研,没有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饶毅:每个申请研究经费的人心知肚明: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新京报:要搞好关系?

饶毅: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费了过多精力去拉关系,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学问或是培养学生,有的干脆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使用。

新京报:这个秘密你公开说出来了,其他人什么态度?

饶毅: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常嘲讽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经费分配体制。矛盾的是,绝大多数人却默默接受了这个体制。

 

新京报:据你所知,现在研究人员是怎么拉关系的?

饶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授,虽然条件比现在差,科学热情却高很多,骑自行车、搭公交车去听学术报告。

在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现在,很多单位,不仅教授不听国际学术报告,甚至发出邀请的领导本人都不去听。

但有些人却为了当选院士的选票,而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中国科研文化出了问题?

饶毅: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是,在浪费经费资源、腐蚀学术精神、阻碍科研创新。

我们是发论文慢的活标本

新京报:在国内的学术圈中,你的论文数量并不多。2006年、2009年、2010年,你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饶毅:是的。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但是,我们实验室有多篇高质量论文,超出同期一般院士的论文。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个“慢”字?

饶毅:科学研究要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可以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做实验,积极从各方面推进研究。

目前,中国科学界发表论文比较求快。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学;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学才谈政策;也有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

新京报:我发现,你论文发表虽然慢,但对中国科学界各种问题的披露很快,经常在国内外的媒体上,看到你的尖锐文字。

饶毅: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这些文章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自然有科学交流的对象,无需在公众中谈。

新京报:那是不是要做个平衡,“科学研究”追上“博客”的发表?

饶毅: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原因综合而不可能快。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作为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学术不端不能依靠自律

新京报:未入围院士评选只是个引子,这次人们更多聚焦于学术风气上?

饶毅:学术不端是学术界的重要问题。前面我也提到过。

新京报:你认为“学术不端”的根源是什么?

饶毅:科学研究已成为一个职业,人数很多,含有各种利益,仅靠科学工作者的自律和自我纠正,是不行的。

新京报:相关部门怎么监管的,现状是什么样呢?

饶毅:科技部设有诚信办公室,出台了比较好的政策,但这不是常设机构,资源和责任不足以起到很大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纪检监督局已经开始工作,处理申请基金委经费过程出现的不端,但不处理经费申请以外的不端。

这两个国家机构起的作用,可能在公众中的影响尚小于方舟子个人网站。

新京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饶毅:需要全国性机构对学术不端进行严肃处理,以便减小损失。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由科技部或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担负起这一重要责任,这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他们应该要求国内任何需要申请经费的单位,制定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规章制度。

对于非自然科学的学术不端,教育部、社科院等也可以设立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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