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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重构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

时间:2011-07-08 21:04:28  来源:  作者:

重构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

——王宁教授在拉丁美洲科学院的讲演

  现代性经历了一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决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更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品,因为它的不同变体形式已经在文学和文化中得到了不同的再现。中国的现代性是作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已经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所谓“单一现代性”的神话,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现代性的一部分。

  现代性仍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它的发展依然是多样的和不平衡的。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完全有可能对这种宏大的、未完成的全球现代性大计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王宁 江苏扬州人,1955年生于南京,1989年在北京大学获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8月至2000年12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欧洲研究所所长。现为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

  主要著作有《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1992)、《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1992)、《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1996)、《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1999)、《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2000)、《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2000)、《文学和精神分析学》(2002)、《超越后现代主义》(2002)、《全球化和文化研究》(2003)、《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2003)、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2004)、《神奇的想像》(2005)、《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2006)等。

  在当前的中国乃至国际文化理论界,现代性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两个讨论得最为热烈、甚至充满辩论色彩的前沿理论话题。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讨论与后现代性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性一直伴随着我们并和我们无法分离,它不仅使得中国更加接近现代化,而且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思维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激励了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知识的生产。既然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现代性也就呈现出了新的面目,成了一种“扩大了的现代性”(modernityatlarge),或者说一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因为它经历了一种形式的裂变,从单一的现代性演化成了不同形式的复数的现代性(modernities)。因此,这样看来,我们也许能够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立场出发,重新建构一种另类的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y)。

  尽管现代性在西方语境下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但是它仍然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基于我的西方同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以及梅苔·卡利内斯库(MateiCalinescu)等人的研究,我在此结合其在中国的实践,主要从文学和文化的视角来进一步探讨现代性这个论题。但是与他们所不同的是,我主要依赖于取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经验,带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翻译的双重角色

  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世界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仅仅局限于西方的汉学界,鲜有汉学圈以外的人在讨论世界文学时涉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在中国的大规模翻译和接受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中知者甚少。这种文化翻译上的不平衡性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为此时不同文化和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这样,翻译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不可缺少。

  既然全球化也是一个从西方“翻译”到东方的概念,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从西方译介到中国的,那么毫无疑问,它便打上了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印记。但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帝国的霸权文化观念和价值迅速地向非西方社会渗透,另一方面,一些非西方文化观念和价值则在不断地向帝国的中心运动,进而逐步使其混杂进而将其消解。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也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但它们同样也试图与世界文化和文学主流进行对话。在这方面,翻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促使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与西方平等对话方面,翻译则扮演了一个十分虚弱的角色:大量的译介和引进西方的东西,但很少译出和在全世界推广中国的东西。

  正如现代性在政治和理论话语中的情形那样,存在于中国的现代性的不同变体同样在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现代性常常被视为一种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文学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开放的、发展的和民主的概念。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现代性则显示出了不同的特色:与其自身的文化非殖民化相关联。而对于海外的华人而言,现代性常常又与他们的流散状态和在全球化时代不确定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现代性在这里无疑与各种后现代性因素相关联。

  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决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更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品,因为它的不同变体形式已经在文学和文化中得到了不同的再现。中国的现代性是作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已经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所谓“单一现代性”的神话,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元现代性的一部分。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了中国文学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的“边缘化”地位。因此,为了再现过去的辉煌,那就得通过与强势力量——西方的文化现代性或西方现代文学——的认同而实现从边缘走向中心之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学者要强烈地支持大面积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想,并将其视为中国摆脱孤立封闭状态的最佳途径。

  通过这些大面积的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翻译,所有的外来文化或文学思潮,包括曾在西方文学界占主导地位上百年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统统进入到中国,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西方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才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传统:它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现代文学对话。在使中国现代文学更接近世界这方面,翻译发挥了重要但却十分实用主义的作用。尽管一些国内的学者指责翻译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全盘西化”甚或“殖民化”推波助澜,但我仍坚持认为,翻译实际上扮演了双重角色:“殖民化”(假如确实存在的话)和“非殖民化”,应该说后者的作用已变得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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