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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大学生应该成为追求公平正义的无政府主义者

时间:2011-06-30 11:49:26  来源:  作者:

时代报校园版:尊敬的乔姆斯基教授,您作为世界上一位知名的学者,却已经拥有45年的政治活动经历。当人们今天观察今日的政坛时,却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如今的公众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都能像您这样保持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吗?

诺姆 乔姆斯基:您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

时代报校园版:想想阿富汗战争,经济危机给世界带来的后果,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知识分子都干什么去了。。。。。

乔姆斯基:问题很简单: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是权贵的附庸。他们为政府提供咨询,自称自己是专家,为了功名而上蹿下跳。另外这些现象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而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是每个社会在自己的范围内都有那些持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两种知识分子其实对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权贵的附庸还是所谓的异见者。

时代周报校园版:而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四十五年,您自己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乔姆斯基:我个人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我依然坚守我的理想和良心。我曾是一场伟大运动的一员,而这场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今天的世界从根本上依然打上了45年前那场运动的烙印:为公民权利,妇女权利和环境保护而抗争,对压迫和暴力的反抗,这些都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世界。我实在不理解,你们为何不明白,追求进步和正义的理想是不可能改变的!

时代报校园版:您难道不认为这个世界比40或50年前要好很多吗?

乔姆斯基:当然要好很多。您可以去麻省理工的报告厅里面去走走看。一半的学生是女性,三分之一的人来自少数民族,人们可以随意地穿着,学生们从事着几乎所有可能的事情和工作。当我50年前来这里的时候,这里完全是另一幅光景:大部分的学生是男性,大部分的学生是白人,穿着都十分正式,只对几种工作感兴趣。 不仅仅在美国,这种发展变化趋势您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也可以见到。

时代报校园版:但是学生的对政治的兴趣有无增强?年轻一代人常常被批评,因为他们常常抱着“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的态度。

乔姆斯基:我认为这种指责是错误的。大学高度参与政治事务的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时间是从1968到1970。 而之前大学生政治参与度是很低的。想想越战,这场战争是二战后人类最大的罪恶之一。而从美国卷入越战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个过程是很长的,期间也经历足足四到五年的时间。到了70年代,这场学潮运动迅速消退。而在伊拉克战争前情况就不同于越战了。根据我的了解,这恐怕是历史上第一次,当权者还没有发动战争前,他就遭到了抗议者的反对。而我的学生也通过罢课来反对伊拉克战争。而50年前很少有大学生会这么做。学生们的抗议示威尽管没有阻止这场战争,但却限制了这场战争的规模,使美国避免重蹈越战泥潭的覆辙。

时代报校园版:这些大学生示威仅仅是星火点点吗?


乔姆斯基:不是。大学生投身政治的热情比五十年前要高很多。学生运动很多发展成持久的社会运动,没有学生们的政治热情,我们许多的抗争和诉求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比方说我们在妇女权利方面一直以来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如果我问我的祖母,问她是否被压迫过。她连我在讲什么都不知道。对于我的母亲,她则会说:“我受到了压迫,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去反对这些压迫!”而我的女儿则会对我的问题不屑一顾,因为她知道她是否受到压迫和如何去反抗压迫。我们的这个世界比以前已经人性化了许多。

时代报校园版:您会认为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吗?


乔姆斯基:历史的进步总是缓慢的,但是和整个时间长河相比这不过是白驹过隙。 你想想奴隶制的废除和思想自由的发展,其实在不远的过去,这两项几乎还是奢想。但是人类总是在群众运动中才能去贯彻这些价值。然而历史长河里所谓的进步并不是呈线性分布,历史的倒退也是存在的。

时代报校园版:如果时代既可能存在进步也可能存在倒退的话,50年后的世界会比现在更加美好吗?

乔姆斯基:五十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一代如今的所作所为。我们世界的生存和延续面临着两个重大威胁:一个是我们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第二个是核武器。如果我们今天不大力保护环境的话,五十年后我们就会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而核武器的存在则更有可能加剧这一危机。福岛恐怖的核泄漏危机提醒我们,即使民用核能也蕴藏着极大的风险。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未来任何一种攸关人类命运的情形!

时代报校园版:六十年后今天的大学生就会到跟你一样的年纪。他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在回望生命的历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乔姆斯基:当然这些年轻人可以因为朋友,孩子和享乐而活得很快乐。但是要实现充实而无悔的人生,年轻人则需要意识到社会的问题,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消除掉社会的不公平。当他们到了80岁的时候不能回首往事然后坦然地说:“我的人生是有成就的。”,他们的人生就不能算是成功的。

时代报校园版:您今年82岁了,您对您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吗?

乔姆斯基:要做到真正意义的满意是不可能的。 生命的价值对于我来说是有许多方面的,家庭,学术,政治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我对某些方面感到满意,但对另一些方面却不感到满意。这个世界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美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在停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总是被经济发展所左右。这些都是我不满意和不能接受的地方。

时代报校园版:像你这样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的学者毕竟是少数。如你形容的某些“权贵的附庸”的知识分子,您有时候会对这群人感到愤怒吗?或者你看不惯这些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学术?

乔姆斯基:我认为知识分子沦落为权力系统的支持者是道德上无法接受的事情,但这不意味我会看不惯任何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可以不具备比常人更深人的政治洞察力,也没有必要具备具备更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自己具有帮助政治家,去探索去发现真相的义务。

时代报校园版:这听上去,似乎您的心境越发明澈了。

乔姆斯基:不是。虽然时光如梭,但我的态度和观点没有丝毫的改变。我经常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我会如何地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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