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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宋平:对科研异化与过度行政化的思考

时间:2011-05-30 18:42:49  来源:  作者:

□梁宋平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去世前曾问:“为什么中国创新人才总是‘冒’不出来?”是为“钱学森之问”。钱老曾为国家科学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也熟悉我国科研环境,他的发问,使人震撼,令人深思。相关讨论已有很多,笔者根据回国多年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感受写成本文,权作一管之见。

笔者以为,在制约我国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产出的可能因素中,科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和科学管理的过度行政化可能是重要因素,而后者又是前者愈演愈烈的原因。

“头衔热”燃尽科研初衷

科学研究的本源是人类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其最初驱动力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众多的科学发现给生产和生活带来利益,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亦成为科研的驱动力。这些在今天仍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宗旨。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科学研究已由追求真理的探索行为变化为一种职业,并成为部分人谋生的手段。这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合理衍化,也是目前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现实。科研工作者通过科学研究获得个人名利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环境和体制促成科研人员更多关注个人名利,淡忘或者偏离科研初衷,这种异化就是负面的,将导致浮躁和不端行为。

在发达国家,功利驱动导致的学术不端同样存在。但多年来,我国产生真正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始创新成果数量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又屡屡发生,其原因可能有多种,除了科研人员本身的素质和心态,深层次上也与我国的科研体制有关,相当程度上又与管理过度行政化有关。

我国恐怕是世界上对科研人员设立各种“头衔”或曰“符号资本”最多的国家,除经常提及的“教授”、“博导”、“院士”,还有诸如“国家级专家”、“政府津贴获得者”、“优秀专家”、“跨世纪人才”、“科技领军人物”,以及各级政府设立的诸如 “长江学者”、“浦江学者”、“天府学者”、“珠江学者”、“芙蓉学者”等头衔。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头衔,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它们有激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很多单位,这些头衔直接与经济利益和个人待遇挂钩。虽然有些头衔原本为某种工作岗位,但很多地方将其推演成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符号资本,其中一些头衔又是获取另一些头衔的条件。比如,一些大学规定只有获得哪种符号资本才能当上哪一级教授。

为了评审这些头衔,科研人员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或准备材料评审,或作为专家参加评审。而判断原始创新水平是不容易的,有的需要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有的需要高水平小同行的判断,加之很多申报材料人为地拔高实际水平,为了应付频繁的评审,一些“省事”但有争议的评审标准就被制定出来。

比如曾一度盛行,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SCI标准,将国外的原本为文献检索的工具异化为一种主导性的评审手段。很多大学在评教授、副教授、博导时都规定了论文尤其是SCI论文的数量指标。有的单位直接规定一篇SCI论文发多少奖金,更是典型的将功利引入科学研究的行政管理过度行为。

一方面,各种符号资本与功利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金榜题名”等功名思想仍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心中。因此,相当多的科研人员以获得这些头衔为科研与事业成功的标志,导致科研驱动力很大程度上衍化成为对这些符号资本的追求,很多人在按照评审各种头衔的“游戏规则”去实施科研、去准备有关材料。典型的倾向是将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异化为以在某种影响因子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为中心上。在这种情况下,与原始创新相关联的科学家探索自然的好奇心与个人兴趣,以及相伴随的科学灵感渐渐被淡漠、被抑制。

与此同时,我国科研单位本身也有各种“单位头衔”、“群体头衔”,也可称之为“单位符号资本”。如“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国家级基地”、“国家级中心”,各种级别的“重点实验室”、各种级别的“重点学科”和各种级别的“创新团队”等等。

这些头衔作为推动科研的抓手有一定意义,但也伴随了另一种倾向。各单位领导以这些符号资本作为行政工作的政绩,繁多的申报、评审和检查成了管理工作的中心。以至于有的单位领导认为,衡量科技处长是否称职的标准,不是其为科研人员服务的好坏,而是其是否善用各种手段去公关、去拉关系,搞“沟通”。

当设立和组织实施这些个人和单位头衔成为上级管理部门“有所作为”的象征,当获得这些符号资本成为下级管理部门的政绩,当各种与个人及其他利益挂钩的符号资本主导了科研人员的工作重心时,那种安静的、自然的、寂寞的促成原始创新的氛围就逐渐远离科学界,而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氛围则日渐浓重。

“大举措”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小科学”

科研管理过度行政化,一定程度反映在某些大科研项目的组织、大科研基地的组建和大科学平台的建设上。这些大项目、大基地、大平台对科学与经济社会发展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已产生较好成效。但对基础科学研究而言,这些“大举措”是否能、怎样才能促进原始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仍然值得商榷。

几年前,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大科学与小科学》,其观点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对解答“钱学森之问”很有价值。纵观科学史,几乎所有的原始创新都是由少数人甚至个别人通过小规模科研而实现的。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从未授予过超过3个人的团队,基础科学的重大原始创新几乎都不是“规划”、“计划”和“组织实施”而得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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