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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珍:直面我国科技发展普遍关注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时间:2011-05-10 10:34:14  来源:  作者:

科学新闻:你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你的所思所想科教界人士都比较关注,能否向大家透露一下你最近的关注点?

王志珍:我最近在关注我们的科研体制和机制问题。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在前年启动了“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的研究课题,安排由我牵头。这是一项很艰巨但也很有意义的任务,分了8个子课题组,作为一项较系统性的工作,现在已经做了一年多。其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挥院士群体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科学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起到智囊团的作用。

科学新闻:坦率地说,科技体制改革并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在现阶段,你高度关注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王志珍:因为这是当前我国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战线,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各种研究机构、大学等,特别是我们的理念、观点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有目共睹。由“文革”导致的人才断层问题,在本世纪初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在新世纪的头5年,“文革”前大学毕业的那一代人基本上已经退休。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国科学院,当前教授和研究员的骨干队伍,基本上都是新的一代人,其中大部分都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通过中科院的“百人计划”、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国家基金委的“杰青”等人才计划和政策,这批新人已经起到领军和骨干作用。

一些体现国家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大工程,如空间科学、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基础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发生了跨越性变化,去年我国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跃升到世界第二;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在《科学》《自然》等高影响的科学杂志上,我国科学家每年已有近百篇论文发表。国际科技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的基础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影响力。但是我们自己要冷静和理性:科技论文的质量普遍还不高,相当部分论文没有或很少引用。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少,自主创新的产品更少。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着眼,我们应该思考、分析那些阻滞我们前进步伐、不尽如人意的东西,那些必须改革和改进的东西,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很多同志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科技的体制和机制。

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前几年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不断削减,但我国对科技的投入却越来越大,越加可以看出我们科技领域的好形势。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制定并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央财政科技投入6197亿元,年均增长22.7%;“十二五”时期研究与发展的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到2.2%。

我个人认为,尽管科研投入仍应不断增加,但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科研经费不足,问题的关键和本质,是这些科研投入是否能高效率地用到该用的地方,用在刀刃上,是否能达到国家预期的目标。我国现有科技管理、资源配置、科研环境和科技人才、科技评价等机制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果不能尽快地加以解决,继续投入更多的钱将效率更低,浪费更大。我们绝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科技人员这方面,科研经费的使用也存在不规范、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情况。科技界各方面同质现象严重,各类大学、中科院、部门研究机构,甚至企业研发机构一起无序过度竞争、追求功利,甚至行为不端等似乎愈演愈烈。

科学新闻:就你的调研情况来看,科技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王志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各地方政府等,科技投入的来源很多,归口也不一样,由于各方面科研力量定位不够明确,加上都重视自己部门的利益,政出多门,重复立项、重复申请的情况相当严重。根据我们的调研,大家急切希望大大加强科技工作领导的顶层设计,比如改变现行的专家咨询系统服从和依附行政管理部门的机制,建立全局性的、直接对国家决策层负责的专家咨询系统(可以称“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将现在实际上从属于科技管理部门的咨询系统转变为对国家决策层直接负责、超脱于部门利益之外的独立科技咨询系统,形成科技咨询系统、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与财政资助部门相互协调支持、相互制约的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支持体系,在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方向的选择、确立和布局等方面发挥实质作用。建立起各类国家科技规划、专项、计划和工程的专门委员会,形成多层次的科技咨询系统。

我国进行科学研究和工业、工程的研究、设计、生产的单位系统很复杂,各类、各级的高等院校,各类、各级的研究院,各类、各级的企业……需要整理、分类和明确所有这些单位的定位,才能明确职责,应该做什么,不必做什么。

科学新闻:明确各级各类单位的定位确实很重要,相信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但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真正执行起来却未必理想。你能否介绍一下自己的思考?

王志珍: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必所有的大学都力争成为研究型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既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可能。我们需要许多普通的大学,需要各类、各级的职业技术院校,需要各具自己特色和鲜明“个性”的大学和职业技术院校。

“十二五”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极大地增强自主创新,加大高科技含量。另一方面,我国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有限,所以如果做不到切实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曲线可能就此掉下来。所以,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承担的责任很重。无论是大学、科学院、高新技术企业,都应在明确定位基础上,在创新价值链里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竞争是必要的,但科技界的竞争应当是理性的,有规范的。国家之间贸易都要遵守WTO规则呢!

再比如农业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三农”有着广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要持续用越来越少的地,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就一定要搞现代化农业。这里既有土地问题,包括18亿亩红线的数量问题,以及水、肥、土等的质量问题,也有具体的农业技术问题,还有城镇化建设的问题。农业科技究竟靠哪些部门和科研单位管?有各级农业科学院,各级农业院校,中国科学院也有非常强的农业研究,但定位显然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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