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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诗教,指向心灵(读书论世)

时间:2011-04-03 20:26:02  来源:  作者:


最近,《中国新诗总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众多学者、诗人齐聚京城展开研讨。撇开此书的学术价值不论,单从社会意义上讲,这部新诗总系的出版,或能提醒久已疏离诗歌的当代人们,重新在心中为诗歌留出位置。
  中国是诗的国度,可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却常常是文学将死、诗歌无用的论调。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走进书房,潜心读一读这满卷诗意飞扬的新诗总系,或者走出书房,看一看广州默默施行“诗教”的老师与他们的学生,我们也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编者
  
  前一段参加广东省小学生诗歌节,接触了很多小学生诗人,看他们现场作诗、发言,都有良好的诗歌教养。后来才知道,仅在广州,就有数百位研究“诗教”课堂创新教育的语文老师,在学校悄然发起了一场“诗教实验”,提倡以美启真,以诗育心,收到了明显实效。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在媒体上读到轻言诗歌无用的论调。这些看起来矛盾的信息,迫使我思考诗歌的当下意义、“诗教”的当下意义。


  诗歌教育是审美教育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近乎一种宗教。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不乏诗人。诗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如林语堂所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
  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一些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但在中国,很少有家庭会使用诸如本尘、了因、空相之类作为小孩的名字,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喜欢,就因为它有诗意——这说明,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还是诗歌的力量。
  就是面对灾难时,中西方的反应也不尽相同:“9·11”时,大多数美国人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遭遇了大地震时,许多中国人想到的则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比如在“5·12”之后,中国诗歌曾经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激励人心与安妥灵魂的作用。
  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超越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却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要比庸俗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人生更高一个层次。
  不能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可以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力量一旦深入人心,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所以,我很感佩那些中小学老师,愿意从诗歌入手,对孩子们还未被污染的心灵实行“诗教”。
  诗歌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诗的感性,容易被人领悟;诗的优美,容易激发人的想象;诗歌中那种结晶的语言,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以诗教之,对于孩子们,甚至对于普遍的国民大众,都能起到润泽人心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诗歌教育是情感教育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指《诗经》。不了解、学习一点诗歌,都不知该如何说话,不知如何把话说得优雅、准确。有时用口语说了半天,还不如引一句诗来得准确、生动。“天下谁人不识君”、“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一语道尽各种复杂的心绪或伤愁——只有诗歌,能如此凝练、精致。
  因此,诗歌也是一种说话方式。不过,它说出的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情怀和旨趣。通过诗,理解诗人,探究他的情感空间和内心世界,就可实现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人生与人生的叠加。诗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但可让我们活得更丰富,也就是说,诗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可能性。因为和诗里的人生有了共鸣、回应,我们原有的人生就延长了,扩大了。诗人的遭遇我或许没有,但他那种心情我体会了,诗人笑,我跟他一起笑;诗人哭,我也一同哭。就此而言,诗歌教育除了是审美教育,也还是真实的情感教育。
  不过,有老师告诉我,实践“诗教”,最怕那种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假诗,离了真情与有感而发,诗就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这点,也可从中国新诗史中看到。当时胡适他们认为,格律诗是用自己的舌头唱古人的歌,格律和用典常常成了伪装自我的工具:一个对故国毫无感情的人,也可大发“故国颓阳”的感叹;一个在美国明亮的电灯下写诗的人,偏要说“一灯如豆”……诗歌已不能真实地抒怀,而成一种陈词滥调。所以刘半农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针对这种现象,胡适提出诗歌要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郑振铎强调诗歌要率真、质朴,他们希望诗歌从死亡的境地走向新生。
  诗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抒情。新诗史上,首重诗歌抒情性的是郭沫若,他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并强调是直觉、联想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产生了诗。郭诗激情澎湃、直抒胸臆,让人充分体会到诗的情感力量。只是过于放纵情感,并不一定能写好诗,放纵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粗糙和滥情,这也许正是郭诗的弱点。
  由此可见,诗歌教育既是教人抒发情感的教育,还是教人如何节制情感的教育。太夸张、太外露的情感,容易伤害诗歌的美和隐忍。我们读《再别康桥》、《沙扬娜拉》就会发现,诗人的情感是深沉而飘逸的;我们读《雨巷》会发现“忧愁”是“丁香一样的”,“目光”是“太息一般的”,“姑娘”是“结着愁怨的”,情感都被分解到了具体的感觉之中,那份感伤和忧愁,也变得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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