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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乐:大学在国家“不管”时会发挥更大意义和作用

时间:2011-02-11 08:54:46  来源:  作者:

基于我国大学的历史经验和世界大学的普遍原则,国家应该相信我国的大学教师能够与国外大学的教师一样,有能力管好大学。

大学在国家“不管”时,发挥的意义和作用会更大。

为什么在我们目力所及,有那么多比我国高考合理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像引进外国经济制度那样,“拿来”就用,而是固执地坚持连自己都承认有问题的高考方式呢。

■针对高考方式的改革或许必要,但在整体教育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所改革的只能是一些技术性层次上的问题,而根本无法解决教育深层次的“应试教育”和“工具性”问题。

■与其在高考技术问题上耗费工夫,不如在基础性的教育制度问题上“解放思想”,让全国涌现10个、20个,甚至100个北大、清华,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名副其实的大学。同时,通过体制改革,使北大、清华等高校不仅仅只是一种来源于历史的名校符号,不是依靠国家重点支持出来的“花瓶”,而成为能引领社会风气的、名副其实的名牌大学。

王长乐

生于1952年7月,陕西华县人,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所长,教育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机制理论及大学理论。

□王长乐

前段时间,由“北约”、“华约”、“工盟”横空出世所导致的高校自主招生“生源争夺战”引起的又一轮关于高考问题的争论,已经在许多媒体上展开。中国的高考该怎么办、中国的教育该怎么办也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对此笔者以为,极少数高校的自主招生制度改革,无助于中国教育的整体性进步。与其在高考技术问题上耗费工夫,不如下决心解决基础性的教育制度问题,支持和激励大学整体品质提高,让全国涌现10个、20个,甚至100个北大、清华,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另外,进行实实在在的大学体制改革,调整传统的带有计划经济特征的大学投资政策,促进高教领域中形成能够使大学整体保持活力的竞争机制和行业规则,使北大、清华等高校不仅仅只是一种来源于历史的名校符号,而成为完全基于自身品格和精神的、能够在维护社会理性精神中起主导作用的、具有引领社会文明风气的、名副其实的名牌大学,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真正进步发挥作用。

较早之前,北大11名教授建议的“高考成绩+专家面试”高考模式曾在媒体上引起过广泛的讨论。支持者认为,该建议“理透、情切”,抓住了高考问题的要害,为高考回复本位、大学回复本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反对者则认为该模式缺乏现实性,既对教育落后地区学生不公平,又无法抵御权势力量的干预,根本无法达到保证教育公平的目的。纵观双方的观点,笔者以为都有道理,但亦有缺陷。

其中反对者的立足点使人对高考问题难免悲观:因为一是该观点所依据的高考及教育问题,既是教育领域中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国教育长期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问题,其根源既涉及教育体制和思想,又涉及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是教育自身根本没有力量解决的。二是该观点的主张者们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高考问题解决方案,他们的基本思想并不是要“立新”,而是反对缺乏理论依据的乱改。当然,这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只是这样一来,中国的高考怎么办,其弊端还要延续多长时间,让人难免惆怅。

与反对者的立场相反,主张者的立足点则使人感觉过于乐观:因为我国的高考,正如已故的思想者余虹所言:“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权利是由某个绝对权力来定生死的,这乃是‘77’级这一历史事件最为隐秘的意义。”(余虹:《命运七七》,《南方周末》2007年6月20日~22日)当然也是现实高考制度最为纠结的问题。不然,为什么在我们目力所及,有那么多比我国高考合理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像引进外国经济制度那样,“拿来”就用,而是固执地坚持连自己都承认有问题的高考方式呢。这样的高考方式,既让普通教育不得安宁,也让高等教育非常别扭,还被社会各界不断批评。

这样的现象其所以能够延续,显然是因为在我国现实的教育环境中,教育界内部的任何卓有成效的改革,都很难挡得住教育界外部的一个会议决议、领导讲话、“国家政策”的否决或冲击,以至于功亏一篑。比如:起始于1985年的高校体制改革,曾耗费了教育家们多少心血和努力,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一天,却悄悄地“戛然而止”了。所以,在我国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没有根本改观的条件下,任何盲目乐观的期待都是应该谨慎的。

审视争论双方的问题,笔者以为其关键是没有跳出既有的高考思维逻辑,所思皆为在现体制下进行高考改革的问题。但由于高考的问题,实际上正是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思考若不跳出现行体制的框架,其想法只能是治标之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高考问题。这种思维方法与“治河”中的“加高、加宽堤坝”思路一样,是一种不思根本消除问题、只是被动应对问题的思维方式。试想,这样的高考方式,能解决普通教育中的应试教育问题吗?能改变高校中的“养鸡场”教育生态、“职业性”教育文化吗?能促进高校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理性的行业规则吗?能促进高校培育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内部健康力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无助于高考弊端的根本解决,最多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延缓高考的问题。退一步说,这些方法即使能解决高考问题,也只是解决了极少数有自主招生权高校的自主招生问题,它们的非自主招生部分,特别是其他绝大部分没有自主招生权高校的招生问题怎么办?这显然是一个涉及高校教育生态品质及高校权利平等的大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问题。

事实上,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我国高考或大学的问题,显然不是单纯或独立的教育问题,而是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师素养相关,甚至与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相关的系统性问题,因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不能是那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性、工具性思路,而应该是一种基础性、根本性、系统性思路。所以,笔者以为,与其高堤宽坝,不如浚河导流。与其全国学生去争一个“北大”或“清华”,不如积极改革教育体制,支持教育家们创办出更多的“北大”、“清华”,从根本上解决高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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