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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际可:基础科学的创新是冒出来的,而不是抓出来的

时间:2010-11-13 21:21:03  来源:  作者:

        在人类历史上,权力和金钱是能够驱使人们为之效力而建造奇迹的两样东西。
        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庙到中国秦始皇的兵马俑和长城,近代的登月工程、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三峡大坝,众多令人激动不已永留史册的雄伟工程,都是权力引导、组织和驱使的业绩。
        早在汉初,晁错就认识到“民趋利如水走下”。英国经济学家亚丹斯密说得更直白,“给予人们正确的环境,那么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可以提高全民的福利”。随着近代专利制度和各种物质刺激举措的实施,每年数以万计的各类专利技术的发明,引领汽车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等部门飞速发展,在改善人类交通、通讯、娱乐和衣食住等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亿万富翁。
        然而,作为一个奇怪现象,在人类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基础科学的发明,却既不是权力导演的成就,也不是追逐金钱利益的猎物,而是发明者自由思考和不懈探求的结果。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惠更斯的光的波动说、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实验、达尔文的进化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近年来数学上费尔马大定理和庞卡莱猜想的证明等等,都是这样。
        企图依靠政府权力的组织和引导,以达到科学突破的例子,莫如1970年美国尼克松总统。他在上台演说中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攻克癌症,之后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导致国会通过了《国家癌症条例》,尼克松发表《癌症宣言》,又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癌症研究。致使癌症领域的论文累计大大超过百万篇之多,然而,迄今美国因癌症每年死亡的人数却比当年上升了百分之70。所以人们说,美国研究癌症的人员从这项计划中获益,大大超过癌症患者得到的好处。而有实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却和这项计划关系不大。
        科学能不能计划,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尼克松而外,在全世界相信依靠权力的计划、引导和组织会导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突破的人并不在少数。以我国为例,对科学基金的分配有权威的人们,一定要把基金分为重点和非重点,还要设特大重点,把科学的突破上的希望之宝押在重点和特大重点之上,除此之外,政府的有关部门还设置了许多攻关项目。对于这些特大重点或攻关项目的基金支持动辄以数百万以至数千万之多。这个宝押得实在太大了。这还不算,在各个学校和研究单位还特意设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点人,诸如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千人计划等等,又把科学创新押在重点人身上。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有些官员,误以为抓基础科学的创新和抓产值一样,他们越抓得紧,会开得越多,给下面的条条框框越多,重点越多,创新就越多,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压力越大就越有创新的回报。而且还要没完没了的表报,弄得基层研究人员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这实在是我们科学事业的不幸。
        这还不算,人们还寄希望于“利益驱动”的机制来驱使科研人员创新,为此搞了许多新名堂。诸如“创新工程”。其实质是,将研究人员的工资分出一大部分,巧其名为“绩效”工资,这样就把研究人员的工资和他发表论文数挂上了钩。以为研究人员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就会很努力地去搞研究。成果自然会滚滚而来。
        愿望都是良好的,然而播种下良好愿望的龙种,收获的却是大量的垃圾论文和学术泡沫以及屡屡见诸媒体的剽窃、抄袭和一稿多投等等的劣质跳蚤。
        事实上,许多著名学者早就认识到真正的科学是无法计划的,权力的驱使在这里是无效的。例如爱因斯坦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做出发现。”并且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
        科学的非盈利原则,说明想援引利益驱动的办法去推进科学的繁荣也是无效的。基础科学和技术不同,技术是可以用它创造的市场效益来衡量其重要程度的。因而利益驱动原则对于技术的发展能够起推动作用,但是对基础科学无效。爱因斯坦也曾说:“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那种以发表文章数来计量科学家的“绩效“的做法,只会培养研究人员蝇营狗苟,追逐利益之心,它和人类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实在是对科学事业无益而有害。
        我国廖山涛院士,微分动力系统稳定性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但是廖先生却一点也没有受有关当局的权力和利益这两根指挥棒的影响。为了躲避没完没了的报表,廖先生从不申请科学基金。廖先生常说“只有小文章没有小杂志。”所以他发表文章从不挑选什么SCI的杂志,而只发表在国内的或校内的杂志上。然而他的研究成果却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突破性的贡献。
        廖先生的经历有力地说明爱因斯坦的看法的正确性。基础科学的创新,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只有在宽松、民主、思想自由的氛围下才能够“冒”出来。哪里“抓”创新的力度越大,也就是权力介入科学事业越多,哪里就越没有创新,相反,哪里除了保证研究人员生活上的必要条件而外,实行“无为而治”,哪里便说不定倒会“冒”出创新来。历史上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伟大创新都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冒”出来的。这就是通常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职责,就是要营造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环境,而不是靠众多的条条框框和对科学本身的干预。那么,什么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自由环境呢。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每个人要有言论自由,包括发表的自由和教学自由;每个人在必要的劳动之外还要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自由。这两种自由,他称之为外在的自由。对于科学和一般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要有自由地独立思考的精神。
        显然,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像我国古代,把天文学列为禁区,私自研究天文学者要处以极刑。像苏联把计算机的发明当做唯心主义来批判、吹捧所谓李森科学说而压制不同学派。像我国在相当一个时期,不允许计量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强使许多学有专长的专家转行,生物学的摩尔根遗传学遭到批判不允许研究和教学,乃至在文革中愚蠢到批判相对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总结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其次,应当提供每一个研究人员无后顾之忧的生活条件,即没有因住房和吃饭等方面生活上的困难。
        所以爱因斯坦说:“我认为无可怀疑的是,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应该被任何政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尊重那些诚挚地追求真理和科学知识的人的自由应该作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
        在以上两重外在自由得以满足的条件下,科学研究人员有没有创新,创新冒不冒得出来,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素质了。他们对已有成果的掌握的好坏,他们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心理影响的深浅,都会严重影响他们是不是能够做出新的研究成果。这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研究人员的内心的自由。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8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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