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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从马太效应走向共同富裕

时间:2010-08-22 09:40:54  来源:  作者:

从马太效应走向共同富裕

----论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宋晓梧

人民论坛杂志社约我写一篇有关分配制度改革的文章,看到杂志社给我拟定的题目,回想起1986年我参与撰写《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增补卷)》时,曾写过马太效应和基尼系数这两个条目。当时写基尼系数,是为了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必须改革以平均主义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分配制度,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在马太效应这一条目中,我写的是培养人才问题,没有涉及财富分配。现在回顾这两个条目,都应与时俱进地重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GDP总量提升至世界第二,人均GDP从200多美元提高到近40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成就举世瞩目。在充分肯定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应清醒看到财富分配的不均日益加剧。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过大取代了平均主义盛行,近些年来两极分化问题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总工会代表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指出,1997年至2007年,在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劳动报酬从53.4%,下降至39.7%。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对此有些学者解释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有统计口径调整的因素,例如2004年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转为营业盈余,所以现在劳动收入的比重被低估了。但这不能解释2004年之前劳动收入持续下降,2004年之后劳动收入仍无明显回升问题。更不能解释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逐年下降到近年来的11%。而且,劳动收入总量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足以说明普通职工收入的变动状况。如果与1990年代初期比,还应考虑工资的结构性变化:一是1990年代初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工资差别不大,企业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差别不大,且那时企业职工基本不缴纳社会保障费;二是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增长过快,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业职工工资总额中还包括要缴纳约10%基本工资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所以我认为20多年来,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的确是大幅度下降了。在这一点上,我支持全国总工会的调查结论。再看衡量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0.3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0.47,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实际超过了0.5。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是马太效应发挥了的作用吗?《新约·马太福音》记载一个国王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20世纪6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首次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归纳为马太效应。当媒体上不断出现少数人奢侈品消费盛况与农民、普通职工无力承担医药教育住房窘况鲜明对比时,马太效应似乎在我国得到了验证。富二代与贫二代的继承,更加让人们担忧马太效应会进一步放大。但是,别忘了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那么这种马太效应就应当被终止,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共同富裕。

要终止马太效应继续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发挥作用,首先要分析为什么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致使基尼系数远超世界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人分析,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富余农业劳动力进城,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价格所致。他们推断,在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市场规律就是这样无情,普通劳动者必须忍受社会财富大量被精英集团占有的现状。一些人更进一步论证,普通劳动力价格低,是我国唯一的国际竞争力所在,不仅不能提高他们的工资,更不能搞社会保障,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那就是“自损国力”,国际资本就会转移到越南、老挝等地去了。与此同时,这些人又不厌其烦地论证企业高管的工资福利应当与国际市场接轨,否则高级人才就会流失。尽管没有人相信也没有案例可以说明实际由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业高管或变相的国企业高管流失到海外了,但高管们的工资福利确实大致与欧美接轨,上百万的大有人在,上千万的不足为奇。按照这种“精英接轨欧美,劳工比肩越南”的“特色”分配理论,马太效应自然大行其道。

那么,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报酬比重真的一定要下降吗?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一定压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明,这似乎是趋势,但日本、台湾的经验却证明如果处理得好,在经济起飞阶段贫富差距不一定会拉大。台湾在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这让宋楚瑜有底气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说台湾的经验不是贵在经济发展而是贵在共同富裕。日本战后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1955年到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从约220美元提高到10950美元,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降反升了13.6个百分点,达到54.3%。即便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高峰时期,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报酬比重达历史最低点的1915年还为55%左右,也高于我国现有的劳动报酬份额。至于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在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基尼系数一般在0.3,从未超过0.4。为什么就不能学学这些经验呢?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比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照顾普通劳动者的权益。

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究竟出在哪里?还要从我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特点着手分析。按照人口增长态势,从1980年改革开放直至2020年左右,我国都处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态,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分析特点。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析特点。把体制分析与数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探讨我国的劳动报酬、贫富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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