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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时间:2010-08-06 20:13:25  来源:  作者: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畅销台湾一个月有余,龙应台终于松了口气回到德国,并以台湾出版商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昨天还在书展场馆做了一场名为《我如何解释我自己》的专题演讲。在参加书展间隙,龙应台接受了记者专访。

  发自法兰克福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邂逅龙应台几次,《大江大海》中的主角之一小儿子菲利普时刻陪在妈妈左右——就算在采访现场龙应台说,如果你觉得无聊做自己的事去吧。正在上大学一年级的菲利普还是留了下来,倾听母亲如何回答记者提问。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菲利普还会打断母亲说话,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母子俩就开始激烈争论,当然最后谁也没说服谁。而这也是《大江大海》中不时发生的场景,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穿针引线在不同场合出现,带领年轻读者进入历史深处。

  试图让读者进入1949年深处的《大江大海》,提出了反思、批判、忏悔、对话、倾听等主题,不过对于这段特殊历史的处理,激烈的反对和无意的误解也在情理之中。不过,龙应台说,“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龙应台说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那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后半随着转向,她也进入到台湾乡下本省人的故事。“他们正代表台湾社会里,一个个从未被打开的记忆黑盒子。60年来,我们竟没有问过这些身边的人,你心里的痛是什么?如果伤痛的黑盒子没有打开,就会继续造成彼此的怀疑和政治的斗争。”她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即使60年后也不晚。”

  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枯’。

  记者:《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马上成为港台畅销书,目前累计销售已经近20万册,对于这样一部厚重的著作能够被市场接受,这出乎你的意料吗?

  龙应台:我其实没有想过它会卖得怎么样,特别是写书的时候不会想市场的问题。但是后来,书出版之后把所有人特别是出版商都吓了一跳,没想到卖得那么好。台湾和香港加起来一共3000万人口,6周内印刷了20万册,这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畅销书的数量。所以《大江大海》的畅销对我而言就是社会现象,告诉我一个信息,这种销售量代表了什么?我在写书的时候,预期是为社会集体疗伤。在台湾,60年来彼此不喜欢、冲突的两个族群,我希望他们彼此了解,消除代跟代之间的鸿沟,通过这个书的销售,已经发生了作用。比较意外的是香港,香港很少有书能卖过1万册,这本书在6周内卖了近4万册,一方面是香港人本身发生了和台湾相似的过程——我们的父辈是这么过来的。但有多少大陆读者在香港买了这本书?这个数量可能也很大
 

 

 记者:《大江大海》这么畅销也说明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它打动人的是它的文学性,不少读者都是忍着泪水读完这本书的。

  龙应台: 几乎所有的台湾和香港读者都对我说,他们带着眼泪看完这本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我从头到尾都不希望它是历史书。
 

 

 记者:可是在这样一部文学性的书里出现那么多的历史注释,你为什么要故意打断读者的阅读连贯性?

  龙应台:就文学阅读而言,有那么多注释是一个障碍,尤其是文学读者在读文本的时候,突然跑出一个号码来。第一他不会去看注释,第二他挺讨厌它们,因为阅读情感就这样被打断了。一位学者或者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舞台不会太了解,专门做文学的作者也不太会去做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我个人花了很大力气对历史资料做功课,但最后要用文学来呈现。文学和历史这两者之间有张力存在,会引起争议。这些争议我暂时没有回应,我想让读者的阅读维持其饱满性。所以,这本书本质上还是一本文学作品。我做资料研究就像在腿上绑了石头,当我进入文学舞台的时候,就必须把绑它们的绳子全部剪断,要像蜻蜓翅膀一样轻盈。

  记者:你说在写作《大江大海》期间,强忍住自己不要流泪,书出版了之后呢?

  龙应台:人是很渺小。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枯”。这对我这个写作者确实有点残酷。在写作的时候,专心致志到一个程度,情感是不能进来的。我写完之后,反而是更加平静,这种平静像为亡魂上完一炷香后的平静。所以这本书完了之后,一段时间内我将不再写东西,这有一种内伤,我需要去慢慢疗伤。

  记者:你从《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到《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然后这本更大的“目送”《大江大海》,读者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延续性在里面。而且你的叙事对象都是你的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这是你特意安排的叙事手法?

  龙应台:是的。比如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什么以菲利普为写作对象?首先很私人的原因是,菲利普从小对历史很感兴趣。此外,我希望这本书能在族群和族群间、代与代之间做一个跨越。我太了解台湾年轻一代不知道谁是陈诚,甚至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我写书时,帮我校对的年轻人,他不知道“孙立人”三个字怎么写,讲到黄百韬就问是国民党这边的还是共产党这边的。我想做代跟代之间的桥梁。所以把菲利普作为叙述对象,如果这本书能被一个19岁的欧洲青年接受,那说不定20岁这一代的中国读者也能接受。菲利普作为书中叙述对象,他出现不多,但很关键。他在书开始的时候出现,然后像河流进入地下,可是到了讨论纳粹“罪与罚”时他出现了,到了最后他在想要不要服兵役时,又出现了。那是文学的考量,也可以拉近年轻读者,我写这本书非常重视怎么让年轻人进来。

  记者:安德烈和菲利普频频成为你书中的主角,他们接受吗?

  龙应台:菲利普还没有读呢。他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但还不知道我的细节。《亲爱的安德烈》里,我和安德烈是平等的交换,而在这本书里,菲利普自己的声音还没出现,但等到他看到德文、英文版的时候,他可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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