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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文化讨论的百年轮回

时间:2010-08-06 11:40:06  来源:  作者:

文化讨论在中国有多么顽强,百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文化普遍主义者以此论证制度变革还有更深层面,文化相对主义者则同样以文化干脆反对制度变革。只是他们脚下的这个制度并不领情。幸好中国还有政治进步,而进步发生在文化讨论的视野背后。

各位校友:

此次全球校友会只设一个人文分会场,似不应该。但主题不错:“中国文化是否还有前途?”讲演结束时,我会交代为什么以这句唐诗表述我的看法,什么是“猿声”,什么是“轻舟”。现在,请允许我以此讨论“文化讨论”在百年中国曾经出现过的几次较大波段。

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海外。

梁启超检讨此次制度变革为何失败,向更为宽泛的文化方面寻找替代,虽穷乡僻壤愚夫愚妇亦难辞其咎。梁氏据此提出“新民”说,将少数政治精英人谋不臧更换为文化决定,四万万人皆有份。但他尚未否定制度变革之必要,只是看不出政治改革更多来自利益觉醒,而不是文化决定。利益觉醒当然有赖于启蒙,但并不完全取决于启蒙,更多因素发生在知识分子的视野背后,如经济活动刺激起权利觉醒。

试想1787年费城制宪,那时的北美13州民众并不见得比我们100年后的民众更不愚昧,文盲也是十之八九。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三人手书87篇文章,耐心解释55人会议为何不是那样而是这样制定宪法条款,终于说服你们的“愚夫愚妇”公投通过。如果他们不从具体的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技术性环节进入,而是泛化为形而上文化辩论,凌空蹈虚,将宪法是否通过说成是两种文化、乃至两种国民性之间的伟大替代,美国是否还能有这部宪法?以后一有宪政危机,即将政治分歧扩大为“文化讨论”,选民必须改造好“国民性”才能参与政治,美国今日是否还有宪政?

但在中国,由于传统士大夫只会谈论文化,除了文化,还是文化,近代工商阶层亦未出现,那种貌似深刻大而无当的文化话语却能风行一时,甚至风行一个世纪。以后京城里凡有政治失败,知识分子大都将其归咎为“鲁庄百姓愚昧不化”,由此推论政治变革实为肤浅,只有引爆全民文化再造,方为深远。

这种奇怪现象,只能让人想起几乎与美国革命同时,法国革命及其知识分子才有如此嗜好。而伯特兰·罗素则一语破的:在先进的国家,是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的国家,是观念引起革命。

二、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西文化差异。

当时恰逢第一代留学生学成归国(现在我们叫“海龟”),文化运动沛然兴起。这一运动更替旧中国知识体系与古典语码,如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功不可没,几乎类似路德再造德意志语言。但也留下危险火种,潜伏有文化革命之内在呼唤,倘若有外来势力推动,很可能会燃成燎原之势。这一外来势力果然发生,五四运动将中国引向以俄为师,即为划时代标志。鲁迅在制度变革上有虚无主义倾向,但以其留学日本的褊狭感受,再经德国尼采哲学点化,承续“新民”为“树人”,终于提出“改造国民性”之危险主张。新文化运动当然拥有其反对派,但反对派在相反方向上同样强调文化比制度更为重要,只不过价值立场相反。后者认为决定性的文化因素不是引进西方文化,而是要保守本国的特殊文化。

在对立的两边,我们或能看到他们在分享同一个逻辑预设: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文化。一派是文化上的普遍主义,一派是文化上的特殊主义,用今天后现代语言,或称文化相对主义。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此时在文化上持普遍主义,并以此论证向中国引进西方俄国的共产主义,在文化上具有不可阻挡的正当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派论争反反复复,多次出现。

就世界范围而言,热衷文化辩论的知识群除中国外,还有法国、德国与俄国,而此类民族在文化高高向上的同时,制度建设总是画出一条向下溃散的抛物线。最终改变中国当然不是书斋里的文化辩论,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说战场上的军事领袖也有文化立场,我们则需记住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毛泽东是文化普遍主义者,蒋介石是文化相对主义者。毛泽东以此论证他的以俄为师,蒋介石则以中国文化特殊论既轻蔑英美自由主义,也反对俄国共产主义。

四、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俄为师压倒一切。

问题不再是是否引进西方的制度,而是引进西方哪一种制度,是英美制度,还是俄国制度?毛泽东的回答是一边倒,不仅在外交,更关键的是对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们把此时社会气象归结为制度正确,“最根本的胜利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提出“国民性改造”的知识分子首先进入被改造序列,文化争论显得可笑,甚至多余,终于出现难得的休眠。

五、20世纪60年代大跃进失败,饿殍遍地,制度实践出现严重挫折。

毛泽东再一次将此挫折归结为文化根源,文化战争由此死灰复燃:是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旧文化妨碍中国人紧跟他的伟大步伐。毛泽东在此时孕育他的文化革命,当然有具体的政治原因,所谓“大权旁落”。但他在政治危机之下还要挖掘一个民族的文化老根,则使人想到他年轻时候崇拜的精神偶像梁启超。梁启超在经历上述政治失败之后也曾如此思考。

除梁启超外,毛泽东也分外想念鲁迅,所谓“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毛泽东五四时期接受的文化乳汁,经以俄为师的教义点化,此时是以非常僵硬的斯大林式教条出现,如“阶级斗争”,如“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但剥离其斯大林外壳,还是能够看到青年毛润之与晚年毛泽东在这里合二而一。我们似应承认,发动文化革命的毛泽东或许并不是如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他背叛了五四精神,不,我的看法相反,正因为他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遗嘱执行者,这才有将政治危机泛化为文化革命的实践。

六、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毛泽东将根本问题归结为文化领域是否能引爆革命。

柏拉图2000年前提出“哲学王”蓝图,但只有这一次,才是落到人间实处的难得试验。因此,它也是全世界文化决定论者具有史诗意义的“伟大节日”。今天在座各位校友中,一定还有校园左派,恐怕还在怀念那个伟大节日?这种“人文乡愁”外形高尚甚至楚楚动人,恕我直言,却是一种十分自私而且冷酷的“文化自恋”。“人文乡愁”曾不止一次地贻害诸如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它们的知识分子初期多半无力抵御这种诱惑。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一“伟大节日”还有另一面,即人类文化遗产旷古未闻的浩劫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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