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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谁欠了他们的人生

时间:2010-08-06 11:34:55  来源:  作者:

所谓了解,就是知道对方心灵最深的地方的痛处,痛在哪里。——龙应台

一、爸爸,把钥匙交给我

写这本书,做这个题目,当然,总是从个人开始——我自己的父亲是2004年过世的。怀念他的时候,我常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他的汽车钥匙没收了。

我父亲是湖南衡山一个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还是很喜欢游山玩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80岁的时候,他还喜欢自己开着车,带着我的母亲在台湾环岛到处走。问题是,80岁之后,他开车就有一个现象出现了:他的车常撞人,出车祸。他就开得特别小心——特别小心的结果是别人会撞他。所以有一次他又撞人出车祸,在紧急刹车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强烈的撞击,手也断了。

我们兄弟姐妹就开家庭会议,说怎么办,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非常严重的车祸,是不是就已经太迟了?他们的结论是:“应台,你去处理。”我的处理方式其实蛮简单的,我就坐到我父亲的对面,我们俩坐到沙发上,我跟他说:“爸爸,你把钥匙交给我。”他对他儿子的话不太听,但是对他的独生女的话是听的,他就像一头小绵羊一样,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了。我放在一个信封里头,拿着就走了。

我当时的逻辑是:我们付钱让你叫出租车,任何时候,你要到任何地方去游玩,叫车就是了。可是事后想起来,自从我没收了他的汽车钥匙,他就不再出门。也是多年之后回头去想,我才知道,我们去没收他钥匙的那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而且非常合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他这一代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于金钱的使用、他们人生价值的轻重缓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回想这一件事情,让我体会到自己这一代人对于上一代的傲慢,我们对于他们不认识、不知道,而自以为是。

二、你父母的来龙去脉

最早想要写“一九四九”是在1999年。一九四九,对欧洲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年代。东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为两个国家,引起大难民潮。

可是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到了台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

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失忆,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走过的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我的父执辈这一代人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看到了这一整代人的凋零,想说再等就来不及了,我是不是可能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三、错误的乡音

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台湾南部乡下,大家都讲闽南语,但自己的父亲会讲一种大家都听不懂的话。我还记得,他接到一通电话,他起码讲了半小时,很努力地讲,讲完了之后我问他说谁打电话来的,他说:“打错了。”打错了怎么可以讲半个小时?因为对方听不懂他的话嘛。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他去了解对方说什么、对方想讲什么。后来把父亲的骨灰送回湖南,听到司仪念祭文,就是用父亲的乡音念。我才知道说,他这一生都被时代错置了,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都被错置了。他讲一口湖南话,乡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的权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时代丢在另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他讲的满口乡音就变成一个错置的身份,变成一个“错误”。他从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乡音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乡音念诗来感动别人,也不能用自己的乡音来说服敌人。本来乡音是他通行无阻的护照,现在反而变成一种“疾病”的象征,是一个标签──话讲得不好、话讲得不通。我们作为他最亲密的人,也要到最后,到人家去念他祭文的时候,才懂得。

 

 

四、采访自己的长辈

一个社会缺乏历史感的时候,你会对你身边的人漠视、不认识,因而不珍惜。你对你父母、祖父母辈的历史没有兴趣,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不知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生命的结构就刚好是他走的时候。

我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赶紧拿个小小的摄影录音机,认真地去采访自己的长辈,去做他们的口述历史。因为,从个人的小历史中你可以看见真实的大历史,年轻人认真倾听身边的人说,很可能发现,长辈们所亲身经历的,和课本里头所教的,国家希望你知道的,竟然差距有那么大。

五、我没有“立场”吗?

你可以说我没有价值观的“表达”,比如说,我不想对内战中的共产党或国民党做任何评断,甚至对二战中的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对正义或不正义,做价值裁判──很多读者其实对这会不太习惯。但是,你说,我没有“立场”吗?没有你说的某种“价值观关怀”吗?那当然有。一万个故事可以说,我挑选什么故事进来,放弃什么故事,我从哪个角度去叙述一个故事,那不可能没有观点,对吧?再比如说,一般人对1949的认知里,立即的联想会是蒋介石、毛泽东、宋子文等等人物,而这些人物在我的叙述里偏偏都不重要,我选择了“庶民”作为主角──那不已经是一种观点的表达了?差别只在于,我的观点由故事自己去承担罢了。至少我这么想,有没有做到,做得够不够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六、1945和1949

不熟悉台湾史和台湾现况的人,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写1949的书,会有那么重的1945的着墨。我自己起初也以为书的范畴会是1949这一年,但是,当我在思索美君和槐生,也就是我的父母亲,从海南岛踏上高雄港的那一刻时,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岛上原有600万人,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足足半个世纪,甚至站在日本那一方去打仗;他们突然看见两百万中国大陆的军队和难民一夕之间涌入,心中的撞击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如果不去弄清楚这600万人的历史情感是什么,我如何能真正知道美君和槐生这两百万大陆人面对了什么呢?这么一想,慢慢就发现,1949和1945有那样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

七、把集体的机器拆开来

流离迁徙是战争造成的结果,它里头还有国家或集体这个机器,战争是国家或集体机器决定的,大部分的人热血奔腾投入其中,是不会去冷静地思索、追问“何以致之”这个根底问题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由于权力主导历史诠释,人们也往往没有机会去追究,战争为个人真正带来了什么,为民族又真正创造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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