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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雄:南京大学演讲全文

时间:2010-07-31 10:50:16  来源:  作者: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生非常难忘的时刻,在大陆名列前茅并且被指定为重点支持的名校--南京大学,授给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我个人不但觉得很荣耀,也觉得我蛮有福报。但是要我在这里讲话,紧张的程度不下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胡总书记的对谈,对我们习惯于政治工作的人来说,两岸两党的会谈比较习惯,但是一个人一生当中能有在接受名誉博士的场合演说,到底对我来说是比较生疏的事。

  谈到这段因缘,我们知道,南京大学从最早的校史,一共有107年,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改为南京大学以后,也有60周年,我们看看南京大学的校史,这个家族真是枝叶繁茂,“亲戚”特别多。

  1949年以前,南京大学前身就是中央大学,前几天我在重庆参观大学园区时也介绍到中央大学,当时是抗日期间从南京迁移到重庆的时间,校史上也很清楚的记载着,在重庆时代,蒋介石先生曾担任过一年多中央大学的校长。所以,南京大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亲切感、熟悉感的地方。
  
  各位同学都知道,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已经60年了,有很多当时在大陆的名校校友到台湾来,一心一意怀念、爱护原来的学校,纷纷在台湾复校,例如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但是基本上来说,这些当然是由于海峡两岸的分治导致,但是学校彼此之间绝对不是闹双胞、打对台,而是基于共同拥有的历史、校风,拥有的很多人才,分别在台湾跟大陆有一样校名、一样校史的学校,中央大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台湾复校。

中央大学复校的过程,刚开始只有地球物理研究所,在苗栗一个很小的地方,后来决定要把整个中央大学在台湾复校,要找较为宽阔的校地,当时要争取中央大学的地方很多,每个县市各显神通,都说我这个地方最好,当时我的家乡是在桃园县中坜镇,我们愿意提供最好的土地,但是那个土地很贵,于是组成一个促进委员会,地方上出钱出力,甚至把当年地方政府的建设经费停止一年,争取中央大学在中坜复校。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我的乡亲真有眼光,虽然很多基本建设稍微受到影响,但能够争取这样的学校到地方来,得到的效益远超过此,也非常巧,当时地方上成立的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我的伯父吴鸿森先生,冥冥中好像有个因缘。
由于我们跟中央大学的关系,今天能到南京大学接受这样高的荣誉,事实上,南京大学给我这个荣誉,不只是给我个人,而应该是要给两岸千千万万有智慧的中华民族,他们觉得两岸继续“对立、敌对、冲撞”,是错误的方向,应该改采“和平发展、双赢互利”的方向来走,我只是很幸运的代表这千千万万的人得到这个荣誉。

  去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中国国民党在失去政权8年之后,在台湾的两次选举,一次是国会的立法委员选举,一次是总统的选举,都获得大胜,重新取得执政权,去年5月20日重新执政,5月28日我们组成国民党访问团到北京去,跟胡锦涛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60 年来两岸执政党的高峰会议,当时最重要的决议就是立刻恢复两岸之间的协商,让中断9年的海基、海协两会协商能马上恢复,当时胡总书记说:“这个事情要尽快”,我当时不晓得要快到什么程度,结果15个小时之后,海协会对海基会的邀请就到了。

  在这短短一年当中,海基会、海协会进行三次会谈,达成九项协议、一项共识,这些协议对两岸交流、两岸合作跨进一大步,包括大陆观光客到台湾,包括所谓的“大三通”,海运、空运、邮政的大三通。在几年前各位绝对没办法想像,现在从台湾到南京是这么方便,现在我们可以在台湾吃早饭,赶到南京吃中饭,再赶回台北吃晚饭。

  我参加这些过程,总觉得得来不易,但是说容易也真容易,“想通了就通了”,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知道我们应该走那个方向,其实一想通,很多事情就通了。

  今天我也要在这里说明,中央大学过去的校友,在台湾的各行各业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大家知道台湾经济成长最快的时候,有一位很重要的推手李国鼎先生,就是中央大学的校友,他也是台湾科技之父;在台湾两任的教育部长张其昀先生、朱汇森先生,也是中大的校友,有两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先生、谢森中先生也是如此,在台大很有名的校长虞兆中先生,也是中央大学校友,所以我相信中大也好、南京大学也好,在两岸培植了许多领导国家的人才,贡献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各位同学,我今年刚好70,以各位的年龄是无法体会的,当我从大学毕业时,两岸的军事还是在对峙中,我们大学毕业后还要去当一年的兵役,叫做预备军官役,我在1962年当兵一年,派到金门去,虽然当时823炮战已经告一段落,当时两岸仍然互相打宣传弹,有很多运气不好的人就被宣传弹打死。我在金门当兵时,背后的两门大炮就锁定厦门车站,我经历过这样的两岸军事对峙,去年8月23日823炮战50周年,我们到金门去缅怀当时牺牲的军民,但我们更从过去军事对抗的过程,看到现在的金门跟厦门,已变成两岸来来去去最重要的通路,我们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去年我和胡总书记会谈时,我曾经讲过,当时四川刚发生汶川大地震,我们同感关怀与哀痛,当时我发自内心的讲了一段话,“我们虽然没办法控制天灾地变不再发生,但最少可以用我们的智慧,让炮口相向、兵戎相见的日子永不再来”。

  有一位美国的大法官,也是诗人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占据的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这句话让我深深的思考,我们目前走的方向到底对不对。

  两岸之间由于长期历史的纠葛,国共内战的延续,长期的分治,有些问题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有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一谈到那些问题一定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是我们可以用智慧搁置争议,虽然有“异”,但是我们求“同”,很多事情道理很清楚,需要交流合作、互相帮忙,不应该受若干争议的影响,这方面就需要拼命去推动,存异求同,当“同”越来越多,化解“异”的可能性也就在增加中,这是我这两年的一点心得,我们可以把争议搁置,但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基础,两岸之间的共同基础就是血缘、发自自然的、同属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另外就是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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