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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文化自觉与社会和谐

时间:2010-05-03 09:22:44  来源:  作者:

思想者小传

  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跨文化之桥》、《比较文学与中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自然》、《透过历史的烟尘》、《面向风暴》等。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世界的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包含着两大思潮。一种是以美国鹰派为首的思潮。他们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统治全世界,并在这个基础上,占领全球资源,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此相对的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另一种思潮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和更多的人类死亡,以至全球毁灭。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一种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人类的前途就取决于这第二种思潮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目前,这两种思潮的对抗和消长正在推动、酝酿和形成着世界的大变局。

  文化自觉的三层含义

  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第二种思潮的核心是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就谈不上不同文化的多元共生。什么是文化自觉呢?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的种子……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和种子呢?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相信可以形成“多元一体”,三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四是倡导以德服人,反对以力压人等。这些并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培养出来的精髓。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

  要延续并发扬光大,只有种子还不行,还要创造条件,让种子开花,结果。费孝通认为传统和创造的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传统失去了创造是要死的,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文化自觉应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文化自觉就不是回到过去,而必须面对现实。费孝通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机械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两个在西方分阶段发展的文明,在我们这里,却重叠在一起。因此,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这种“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当前的外在环境,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面对的。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我们不能对这些秩序和准则置若罔闻,而应该精通并掌握之,并在此语境下反观自己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

  总之,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显然,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自觉,才有可能建设多元共处、共生的全球社会。事实上,费孝通先生给文化自觉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果用这个坐标来衡量,我们在文化自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传统和现代的创造结合很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但是,目前这种完全“复归”的倾向仍然很严重,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道路;甚至认为1978年来的改革开放,也还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提出要解决百年来的“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其次,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等倾向仍然存在,此类更深层、更难解决的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成为进一步推动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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