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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炮轰中国经济学家的五篇文章

时间:2010-08-01 06:03:00  来源:  作者:

 

2005年,中国的经济学家有三大特征:不讲真话、向权和钱屈服、丢失了“公共良心”。
难怪在年度十句“另类”惊人之语中,有巴金的“侬也要讲真话!”。
我把这个年度对国内经济学家争议颇大的五篇文章收集在这里,算是对05年经济学家的一个总结。


一、《国内经济学家要向巴金学习讲真话》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在接受该报采访时公开表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丁学良先生的观点,不过在当今的中国学者中,经济学家是较为显赫也是受抨击较多的一个群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号称经济学家,且著名者,人数之多,观点之奇特,恐怕全世界也无出其右者,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一些经济学家找不到北,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国几乎没有研究纯理论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是与数学、物理、哲学、历史一样的一门学科。所谓经济学家应该是以经济学为专业,个人谋生并为社会服务的人。

以经济学为专业,就要做学问。经济学学问有纯理论的,也有应用的,以纯理论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应该耐得住寂寞,跟踪并研究处于前沿的理论问题。这种抽象的理论也许离现实较远,但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部分人从事这种研究。从事这种研究需要没什么强烈的功利心,“为学问而学问”。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做这种工作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发展相当迅速,但却很少有人愿意专心研究这些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东西,这是我们经济学的悲剧。

从事应用性研究的,可以在政府部门参与政策制定,也可以在企业任职,还可以以学者的身份,研究各种现实问题。从事这种研究除了理论素养以外,还应该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资料。从事应用性研究也是学有专长,不可能对什么问题都发表“高见”,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我国的经济学家中,从事应用性研究的不少,可惜不少经济学家将“应用性”变成了“赚钱性”,对中国转型经济的诸多现实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也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

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在于讲真话

无论从事什么研究,经济学家应该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有良知,有独立人格,有社会责任感。不能把经济学作为给自己赚钱的工作,领了钱给别人消灾。有的经济学家儿女亲属炒股,就鼓吹股市要冲上5000点;当企业的独立董事,挣了钱就为这家企业“鼓与呼”,充当“掮客”;或者挣钱参加论证会,为企业评功摆好。公众对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些行为有目共睹,才有抨击,才有“恨铁不成钢”的过激言论。

这里还应该着重谈谈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并不是反政府、反体制,对什么都一批到底,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来浪得虚名。用陈云的话来说,独立人格应该是“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经济学家不应该为利益所诱惑,为风气所左右,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眼光去观察、判断、思考、发言。不是以权势为导向,而应以自己的思考为依据。经济学家所讲的意见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无论对错都应该是自己真实的思想,不能看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独立人格不在于对错,而在于真假。说真话,错了也是有独立人格;说假话,对了也是媚俗。我们都在悼念巴金先生,巴金先生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的话全对,而在于他讲了真话。

经济学家的出发点应是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讲真话有一个立场问题。

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个人利益,有自己的立场,但当他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讲话时,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有社会责任感。一个经济学家可能是富人,但他不该当富人的代言人,以维护富人利益为己任。一个经济学家可能是穷人,但也不能以仇富为己任。他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只能是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也许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作为学者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都普遍存在浮躁心态,物欲横流,世风日下。但这仅仅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波澜。在社会转型时经济学家应该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坚持学者的操守,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才是中国经济学的希望。


二、《中国合格经济学家不足5个?经济学家该反思什么》

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这是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作出的评价。丁教授说,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此言虽嫌偏激,但对比现状来看,这些评价可谓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软肋。丁学良给出的理由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概言之,经济学家要把经济学视为求解真知的学问来做,而不能当作名、利、仕的晋身之阶。

遍观当下,不少经济学家却把经济学沽以高价,喜滋滋地为利益集团代言,笑眯眯地争当学术明星,急咻咻地向权势靠拢。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成了敲门砖,学问成了博取利益的垫脚石,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名、利、仕统统纳入麾下,科学真知、学术本义却被弃置。

张五常说:“哲理上,经济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不是表达感情的学问,与艺术很不相同。”诚然,经济学攸关国计民生,经济学家为政府出谋划策、提供智囊支持时,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乱拍脑袋,更不能公心私用、打自己的小算盘。然而,不少经济学家习惯于利益冲动,在利益面前,感情极为丰富。从医改到教改,从股改到房改,或多或少都有经济学家的影子。当有关部门宣布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后,当年参与其中的经济学家会扪心自问吗?如今,教育改革备受诟病,那些鼓噪教育产业化、力挺高校扩招的经济学家今安在?

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要警惕法律的“谮越”,即提防有人把非功利主义的法律转变为服务于要求特定利益的主张。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某些经济学家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影响政府决策,为一己之私利服务。

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曾有人提出疑问:知识分子还能否以传统的方式(保持独立性,坚守良知,满怀正义和理性等)继续存在?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知识分子中的群体——经济学家而言,如果不被名利所劫持,多一点反求诸己的意识,自然就会接近乃至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遗憾的是,正如丁学良所说,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于是,保持独立性,坚守良知,满怀正义和理性这些特质被他们用相反的方式所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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