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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报:两岸何妨组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 促中国认同

时间:2009-11-14 17:02:25  来源:互联网  作者:未知

1949年以后,两岸展开了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实验,但某种意义上,都是带着一些反传统文化因子的。随着大陆文革的展开,台湾很快地选择了“尊孔”作为政治符号,于是台湾几乎同时展开了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大陆日渐重视传统文化

但是,两岸隔绝50年后,中华文化在两岸的命运居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掉转。先是,台湾在蒋氏父子之后,李登辉开始将“政权”本土化。而为了推动本土化,李登辉逐渐在文化上开始“去中国化”。可是李登辉当时毕竟还顶着中国国民党主席的帽子,所以做得还不算过分。

到了陈水扁“政府”时代,这一“去中国化”的工作便铺天盖地展开了。扁“政府”主要通过教育手段,逐渐把中华文化从台湾下一代的脑海中抽掉。

大陆却从20世纪末,当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有形的层面渐渐有自信以后,一些比较深度的文化反省便应运而生了,也很快地产生了推力,使得大陆的官方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如官方祭孔大典的恢复,孔子学院的成立,《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以及“甲申文化宣言”。更重要的是,大陆年轻人对中国的那份感情,这恐怕才是更具关键性的因素。

在中华文化复兴这一课题上,两岸其实各有一些优劣的条件。许多早年旧学根底深厚而未赴台湾的人,如陈寅恪、梁漱溟等,并没有如季羡林先生一般,活到能获得发挥的空间的时候。反而是钱宾四、唐君毅等,得以在港台大展鸿图。当年国故派领袖章太炎、黄季刚的门人在台湾,使得台湾在学术传统上未和历史脱节。而台湾学术在与西方接轨的课题上,领先大陆至少30年,因此它在创意以及思考的系统严密性、完整性上,台湾恐怕真的比大陆要好上很多。

台湾文化优势短多长空

大陆在整个教育和文化体制上,与传统文化和学术脱节太久了,在“十一五”计划中准备在各大学普设国学院,面临了师资与教材的严重匮乏,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也因为这样一个条件,使得台湾拥有相当一批人力,可以投入到相关的学术研究、教学,乃至诸如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之中,来为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工作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台湾也面临了巨大隐忧,那就是由于台湾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资源上的重大落差,使得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在人力上、课题质量上,都似乎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研究上是如此,社会氛围上更是如此。尤其是这些年在台湾成长的新世代,由于教育的走向,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情,已经愈来愈淡,相关知识也愈来愈浅薄,这几乎是每个文史科目的老师所共有的感慨。

台湾目前仍具有客观上软实力的优势,但却短多长空,大陆则具有硬实力与主观感情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却是长期的保证。

如果说两岸能够充分合作,则台湾应可弥补大陆因断落50年所造成的缺憾,大陆也可以协助台湾重拾对中国传统的想望,让台湾许多仍对中华文化怀抱热情的人,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资源,这当然能够增加台湾新生代对中国的认同。

两岸建构文化整合机制

要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在两岸定位的问题获得基本解决之前,也许可以采取某种类似现在海基、海协的白手套模式,但是它必须以某种合署办公、共同决策的方式为之,可以名之为“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其成员应包括两岸相关部门决策阶层官员与相关幕僚人员,以及相关学术和产业界人士,并由两岸轮流担任此一委员会的主席。

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政治生态,则台湾方面也可以暂时由退休官员、资深学术界人士,或对决策有影响力的人士代替决策层级的官员。此一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两岸教育、文化部门的太上部门,它的目标是“积极兴利”,亦即在整合两岸所有相关资源,以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并将中华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第一个可以尝试的工作,便是引入台湾的力量,以共同经营已经颇具规模的孔子学院,让它成为世界接触中华文化的一个据点,甚至可以成为类似美国在二战之后成立的“和平工作团”的组织,让孔子学院成为一个“文化和平工作团”。

双方共同经营孔子学院

具体作法,可分为上中下游。上游的工作可动员两岸的国学研究者作各种现代国学教材的编纂,以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与年龄层,同时与两岸各大学合作,培训足够的中华文化种子教师。中游的工作则在培训两岸青年,让这些年轻人可以成为文化大使,向国内与国际传扬中华文化的内涵。下游的工作,就是通过孔子学院现有以及未来可能增设的据点派驻文化大使,让他们实际走入国内及国际的各个角落。

未来奠基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将会是一个明星级的产业,因此有必要由官方的力量给予辅导与扶助,特别是在研发工作上,更是两岸官方必须特别着力的。如果两岸能够成立“中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集合两岸的创意人才共同研发,并辅导厂商建立产业链,这对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必然能带来积极而正面的影响。

扶持中华文化创意产业

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创意产业,其聚落并不以政治为疆界,比如说妈祖的信仰便横跨海峡两岸,又比如说“玉”的文化乃是两岸中国人所共有,如果“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能够根据这样的文化聚落来规划文化产业园区的设置,让它打破两岸某种“政治上的疆界”,应该更可发挥其文化上的优势。

此一文化产业园区将不只是负责生产而已,更重要的将是在营销方面。如何创造出每一种文化产业的品牌等等,就会是成败的关键。就这点而言,台湾这么多年所累积起来的营销创意,如果能配合大陆的世界性据点,将更有成功的可能。

无论是什么方案,我的着眼点都只在几点上,一是它可以为两岸积极兴利,另一个是累积两岸体制性互动的经验,并借此消除隔阂,增加互信,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增加台湾对“整个中国”──不只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也是由两岸在历史进程中所必将共同创造的那个整个中国──的认同。

上述构想其实并不必建立在两岸政治谈判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在两岸政治定位上解决之后才能进行。因此,在我看来,问题只在两岸是不是认为这样一种“累积认同”的作法是必要的而已。(作者:谢大宁 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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