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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文明調和論」

时间:2010-05-09 10:21:59  来源:  作者:

孫中山的「文明調和論」

與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外交

格局

 

 

 

周佳榮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一、為新世紀尋找出路

 

 

二十一世紀伊始,由美國獨自主導世界的格局已有所改變,中國正崛起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在亞太地區尤為舉足輕重。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懸而未決,中美關係時有起伏,加上世界性的經濟低迷揮之不去,中國、日本、美國三者之間,今後能否保持友好協調的關係,不但是亞洲局勢穩定所繫,亦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


八十多年前,孫中山(1866-1925)在1917年發表的長篇專論《中國存亡問題》中,對中日、中美以至美日的三邊關係,早有深入討論,可謂高瞻遠矚。他的看法在當時受到一些人的批評,被視為不切實際。時移世易,尤其是在2000年9月11日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益見其難能可貴,在當前紛亂的世界形勢下,足以作為參考,甚至提供一條光明的出路。

 

 

 

二、東西文化的不同取向

 


WTO)之初,正是一個世紀以來最有希望的時刻。改革開放雖然初見成效,但無論資本、技術、材料、人才,中國皆當有求於美、日兩國,不必贅言。假以時日,取長補短,中國的貢獻,絕不局限於自己本身,實如孫中山所說,「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

孫中山強調,中國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機會,必當借助美國與日本。眾所周知,中國是現時世界上僅見的、最具經濟發展勢頭的國家,潛力之大無與倫比,適值加入世貿(


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團體演講時,曾經提倡「大亞洲主義」,他將問題著眼於文化方面,亦即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認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照他的意思,講王道就是主張仁義道德,即用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霸道就是主張功利強權,即用洋槍大砲來壓迫人。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內憂外患迫在眉睫,討論東西方文化的異同,在大多數國人看來是不切實際的事;數十年後的今日,世人才認識到文化問題的根本性、普遍性和重要性。


 

 

三、以王道精神化解紛爭


 

 

現時有一些美國學者,是以文明衝突論來推斷世界發展的;美國的世界政策,多少以此為依據。孫中山宣揚東方文化中的王道精神,換句話說,就是主張文明的調和可以化解紛爭,消弭衝突;即使打抱不平,也是為了尋求一切民眾的平等解放。文明調和有助於達致世界和平,正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期望。就文化接觸的理論而言,必然衝突在先,調和於後,是合乎發展規律的。


因此,孫中山呼籲「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作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但他並不排斥西方文化,強調「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只要不崇尚霸道,就不會去消滅別的國家,去壓迫別的民族,亞洲學西方的富強,不為別的,是用來自衛,因此並不違背王道精神。加強國防,發展武備,同時致力於教育推廣和文明建設,是捍衛和平的不二法門。


 

 

四、中日關係的重要性


 

 

孫中山很重視日本在亞洲的角色。他說亞洲在衰弱到了極點的時候,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擺脫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國家,於是便產生了一個轉機,這就是亞洲復興的起點。所以他希望日本多負些責任,盡些協助亞洲民族獨立的重大義務,他曾經義正辭嚴地對日本人說:「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突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日本在東方與西方、王道與霸道之間徘徊,何去何從,固然由他們自己抉擇,但中國亦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具體來說,中日親善友好,抑或交惡反目,足以影響日本的去向。在爭取日本作為中國友邦和亞洲伙伴的問題上,過往一直缺乏長遠的策略。中國人究竟想日本作為王道的支持者,還是想他們奉行霸道的精神?在此關鍵時刻,必須反覆深思。


孫中山認為,「維持現今之東亞和平,猶不能不多所望於日本。」他亦看到,「但單只日本一國,亦決不能終久維持東亞之大勢,當與中國扶助,攜手進步。」日本是亞洲經濟最強之國,中國是亞洲最大之國,苟能互相合作,不獨亞太區的和平可望,即使世界的長治久安,亦能較有效地維持。


 

 

五、中美日聯合有助世界和平

 

 

 

進一步言,中、日、美三國建立友好而協調的關係,亞太地區的穩定發展才有真正的保障。孫中山曾經構思了一幅中、日、美聯合的圖景,他說:「夫中國與日本,以亞洲主義,開發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國亦以其門羅主義,統合太平洋以東之勢力,各遂其所長,百歲無衝突之虞。」又認為將來「更可以此三國之協力,銷兵解仇,质澜缬谰弥推健2惶刂袊善涓R玻袊粞说酪詾橥饨唬跬饨簧险偻鲋蚩上そ^去也。」這種主張在大半個世紀之後不特沒有落伍,而益彰顯其時代意義!

 

2001年間,中、日、韓三國與東盟諸國領導人在文萊舉行會議,反映了東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正在加強合作,以往的區域界線逐漸泯滅,一個新東亞時代已宣告來臨。日本近年來努力發展與東盟諸國的關係,反映了日本視中國為主要的競爭對手。中日的關係是否鞏固,是新東亞時代的一大支柱,如果兩國在區內的競爭不是良性的,肯定會破壞合作的氣氛。不論我們著眼於地區格區(新東亞時代),或者具有世界格局(中美日關係)的視野,孫中山的見解都是不可忽視的。

 

 


但願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和平共存的年代,不是一個戰亂紛爭的年代;是一個文明調和共濟的世紀,不是一個文明衝突仇視的世紀。

 

本文是根據2001年11月10日筆者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講座」的發言稿整理而成。文中部分觀點,可詳參拙著〈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孫中山論亞洲前景〉,載《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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