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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美能否走出近代史上大国博弈的命定悲剧

时间:2009-11-17 10:57:40  来源:  作者:

金灿荣 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学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著作有:《多边主义与东亚合作》、《中国学者看大国战略》。

美国深陷泥潭的三大原因

南方都市报:我们先来看一下奥巴马这次访华的背景,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信用受损严重,而国内又深陷高失业率(已近10%,为近三十年来新高)、医改和外部的伊拉克战争的泥沼,现在国际上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智库也都在激烈地争论: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还只是“高位震荡”?

金灿荣:任何国家制定战略的前提就是准确判断形势,现在的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美国还是最主要的那根柱子,所有战略家在判断形势的时候毫无疑问关注的是美国的地位走向。关于美国地位的兴衰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是有争论的。当时出现了很多美国衰落的文章和著作,但90年代美国的发展打破了这种预言。到现在又出现了一轮争论,而且是美国国内的学者为主力,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就不是很看好美国。这种争论是否会重蹈80年代的覆辙,现在还不好说。比较保险的说法应该是,美国之前因为内外政策不当,内部疏于监管,让华尔街那帮肥猫钻了空子,捅出一个大娄子。外部在反恐战争中没有节制,打伊拉克,在政策上搞单边主义,不和盟国商量,导致美国的软力量下降。这种内外的错误导致了它现在的困境。现在需要观察的是,新政府奥巴马政府在试图纠正这些错误,能否成功是观察美国地位走势的第一个要点。这个还需要一年,可能到明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从更长远一些看,美国在90年代无论是经济,还是地位都非常辉煌,但恰恰是90年代的成功为它的21世纪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南方都市报:这怎么理解?

金灿荣:克林顿时代美国过上了黄金日子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是非政策原因,而是战略结构改善的原因。一是美国搞出了新经济,搞技术创新搞出了一个崭新的IT产业,美国又利用超强的金融手段,在全世界呼风唤雨。这两个的叠加导致美国获得了超强的经济地位,一度其G D P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30%(现在下滑到23%),这是它当时成功的基础。现在出了问题了,“新经济”的“外溢效应”现在没了。奥巴马现在也试图用新能源作为它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搞出类似的创新来,把新能源搞成产业,能否再玩一轮金融游戏,能否成功现在不知道。

另外,90年代美国享受了“冷战红利”,美国不战而胜。截止到今天,美国的主流精英层都有一个幻觉。认为冷战结束是美国不战而胜,强调了美国“战胜”的一面,但实际上冷战结束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主动放弃,是不战而败。俄罗斯放弃冷战,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但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补偿。但美国得意了,认为结果它赢了,“历史终结了”,这种傲慢也体现在它的政策上,政策傲慢也就导致它行为不当。对冷战的总结不当,是美国现在深陷困境的根源之一。这种对冷战的总结不当最终导致矛盾的爆发,集中体现就是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愤怒和打击,“9·11”事件当然是一件值得批判的事件,我们不希望再次发生。但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的思维和行为上找到原因。

南方都市报:奥巴马政府的努力其实只是观察美国地位走势的一个主观因素。

金灿荣:是。美国新能源能否产业化值得关注,金融游戏我觉得它很难做了,别的大国不大可能再上第二次当。大家现在都在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黄金价格最近的飙升都是证明。新经济的“外溢效应”没有了,“和平红利”没了,对冷战的错误认知,这三个原因是决定美国地位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东亚共同体”仍然还只是一个概念

南方都市报:鸠山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概念,虽然他后来出面解释,他没有想把美国排除在外,是媒体的误读。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日本是酝酿已久的了,在2004年五月,日本就成立了“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日本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很大调整,日本似乎以“老二”的心态在适应亚洲地缘政治和实力所发生深刻的变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金灿荣:对于“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我注意到中国政府有一个表态,9月28日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上海开会时,杨洁篪部长表示原则支持。但截止到目前,这个问题主要是鸠山首相在讲,日本外交界的官僚没有呼应,它还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它包括哪些国家,范围就不是很清楚。

南方都市报:鸠山首相倾向于10+6(东盟、中日韩澳新印)。

金灿荣:对。鸠山后来表示不排除美国,是一个勉强的表态,美国人也听出来了,很不高兴。实际上“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福田主义”时期,当时福田康夫他爹就提出这个概念了,但屡屡遭到挫折,东亚呼应不积极,美国也很警惕。这次鸠山的态度最明确,想坚决往下推。他的本意是要排除美国的,但也有制衡中国的含义,所以他想拉印度过来。但现在日本到底怎么想,我们还不知道,比如它必须有范围,步骤、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欧盟形态的地区一体化机构,若如此,要开放内部人员流动日本就做不到。若不是欧盟式的概念,只是现有模式的维持,那就要问,有没有必要,因为“10+3”有了,“10+6”也有了,21国和地区的A PE C也有了,还有没有叠床架屋,另起炉灶的必要?这些疑问需要日本来解答。

现在情况是,鸠山本人的政治地位都不稳定,他还有“捐款案”在身,他还在接受调查。日本外务省的官僚也很保守的,他们认为日本全部外交的基石是日美同盟,这个不能变。所以坦率地讲,现在的“东亚共同体”只是一个概念,如何变成政策和行动,还有待观察,但已经有影响了,比如美国就相当紧张,给中美对话多了一个话题,在日本有新动向的情况下,美国就非常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是否会坚持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态度。这次奥巴马来,美国可能会要求中国重申坚持开放性地区主义的态度。从博弈的角度来说,中国无形当中就多了一张牌。

中国的外交还会是“防守型外交”

南方都市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非常重视中美关系,把这种关系定位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最近,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不同场合先后发表讲话,呼吁美中两国相互提供“战略保障”。但我们一直也看到,美国政府缺乏应对中国崛起的连贯性战略思维,一直在调整中,克林顿政府时期经过磨合定位为“建设性战略关系”,布什政府先是定位为“竞争性对手”,后变成“利益相关者”。

金灿荣:总体而言,美国人具有很高的战略智慧,又有冷静的现实主义传统。所以欧美日三者中,应该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调整的是最到位的。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离开了过去30年的一个不良循环:当美国的政治权力由一个党转到另一个党,基本上都会拿中国说事,双方发生摩擦再到磨合,往往新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会被浪费掉。为什么能打破这个不良循环,细追下去,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中国政府现在很会做工作,在慢慢学习中与美国打交道的技巧也成熟了。奥巴马上台前,中国的外交部门和学者就已和他的班子进行了良好的接触,上台之后交往更频繁,1轨道、1.5轨道、2轨道、2.5轨道都很多。第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美国是实用主义国家,你有实力,他就尊重你,这就是有了平等对待的基础,所谓“形势比人强”。第三就是中国强调和平发展,强调在尊重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制,尊重美国是老大前提下经济优先,而不是像当年日俄那样,军事优先,中国寻求的是一个“体制内崛起”道路。

另外,布什政府也留下了很好的遗产。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最成功的就是亚洲政策,包括中国政策。中美关系的底子不错,奥巴马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思路和风格:“巧实力外交”(sm artdiplo-m acy),。这里面就包含一些口号,比如“3D (diplom acy、developm ent、defense)外交”就是“外交、发展和防务”,原来的外交政策中是不提“发展”的,只提“外交”和“防务”,这种外交思维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外交思维是很接近的。在“巧实力外交”下,还有一个是“多伙伴外交”,美国现在很大方,动不动就送个“伙伴”称号,把别人心里弄得暖融融的,比较容易打交道。第三就是奥巴马的班子里面有相当多的“支华派”,他们重视中国,了解中国,知道中国人的喜好,知道怎么与中国打交道。所以你会看到奥巴马这10个月来对中国的重视,在外交中用了很多中国成语,动不动就“同舟共济”、“众人拾柴火焰高”。奥巴马能在上任一年内访问中国,这是从尼克松到现在一直没有的情况。

南方都市报:将时间拉得更长远一些,比如有些学者在总结英美世界近200年的霸权史时,挑战国家主要有德苏日,三者分别陷入了“地缘政治陷阱”、“意识形态陷阱”和“金融陷阱”,每一个挑战者失败的背后是英美往往会在一个特定时期准确地锁定头号挑战者。尽管中国现寻求的是“体制内崛起”道路,但也有美国的“防范派”认为中国是在玩“潜伏”。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崛起可能是最重要的世界政经地图变化,中国会不会被美国锁定为下一个挑战者?

金灿荣: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中国与德俄日三国还是有点不同。一是中国没有强烈的意愿挑战美国,因为中国是所有大国里面有“双重特性”的国家,也是最复杂的国家。

南方都市报:双重特性?

金灿荣:这个“双重特性”有很多,与外交有关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内部发展不平衡,兼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重特征,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另一个是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人口有14亿(实际人口比官方统计可能要多),经济增长连续30年保持9 .8%,综合力量非常强大,但另一个方面中国又是所有大国里最弱的,国家还没有统一,民族问题、环境、贫富分化、腐败、治理上的困难、道德真空,核心价值的缺失等。从这两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就是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中国还会是一个内向型国家,一定以解决内部问题优先。这就像一个拳击手一样,能力很强,可以竞争奥运冠军,但得了胰腺癌了,这个时候一定是救命要紧。中国决策层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很清楚,所以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外交还会是“防守型外交”,它不是一个开疆破土,创建制度型的外交,它是为内部的三大议题(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国家团结)服务的。即使个别人有想法,可能也没能力。

二是战略文化上,像德苏,都属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范畴,它们和美国的矛盾属于西方内战;日本作为亚洲的一个西方化国家,它的战略战术也是模仿西方来做的,是一“准西方国家”,与美争斗也属西方内战。它们打架用的都是西方的拳击格斗方式,就是打或被打。中国是东方式的玩法:“太极”,以防为主。中国现在就是以发展经济为主,美国再搞军事动作,两边不搭界。美国到处加强联盟,比如与印度合作,但中国尽量回避,处处“示弱”,搞“笑脸外交”、搞“经济优先外交”,弄得美国想挥拳都没有着力点。

如果细究下去,我觉得中美完全有可能走出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大国政治悲剧。一是今天的国际社会已经高度全球化了,相互依存,冲突的代价比任何时候都大,制度也比较刚性化,制约力量较强;另一个是网络的出现,跨国经济的出现,导致全球市民社会的出现,这也是大国冲突的一股制约力量;还有一个是商业价值观的主导性,现在全球年轻人都愿意做“比尔·盖茨”,谁也不愿意做“巴顿将军”。

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助于中国“体制内崛起”

南方都市报:山东大学的盛洪教授上周刚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它认为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应该重拾“天下观”,中美为了避免将来的直接对抗,应该结盟共治天下,不能让奥巴马的“巧实力”外交孤掌难鸣。

金灿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路。总之,今天的全球化背景,美国的多元化特征,中国文化底蕴和巨型国家的物理特征,都使得中美有可能走出近300年西方国家史上的大国悲剧。

南方都市报:再扯远一点,中国当下还在崛起的进程中,能否成功还是未知,为了崛起,中国本身还应注意什么?

金灿荣:一是要树立“大安全观”,国内国际打通,传统与非传统打通。要知道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外部力量是不能摧毁的。所以,中国崛起的关键是解决好内部问题。外部还是要保持低调,战略上低调,但不排除在战术层面上、在地缘上积极作为。中国现在有一部分G D P已经走出去了,超出国界了,所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也要有这种权衡。对于外部,尤其是对于周边国家,要让它们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这次的四万亿投资中,比如铁路的投资,都可以考虑往周边国家延伸。

南方都市报:回到当前现实看,即使中国外交日渐成熟,奉行“和平发展”和“体制内崛起”的战略,美国也在不断调整对华策略,中美近年来关系稳定。但从战术层面看还是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特别是较快增进的经贸逆差、能源和原料以及军事方面。这些矛盾在奥巴马任期内会不会成为引爆因素?

金灿荣:现在开局不错,良好的气氛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但剩下时间两国关系会如何变化,我想还是充满了波动,但是是在整体框架稳定内的波动。为什么会有冲突,这里面主要有五类问题。

第一个是“争议议题”,包括贸易、人权、军备控制、台湾问题、气候变化等,仅经贸里面就有很多项目,美国对中国的要求集中在: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继续要求中国支持美元的中心地位;中国对美国的要求也是四个:市场经济地位待遇、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投资歧视和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人权永远是美国的第一大旗,但大旗下面的议题也会变化。

第二类问题是“政策波动”,无论是奥巴马班子内部的协调,还是奥巴马之外的国会等的政策协调非常困难,中国随着网民的出现,中国也越来越难了。

第三个问题是“责任分担”,奥巴马想通过“巧实力外交”把它的责任外包,包括外包给中国、欧洲和日本,但现在中国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明年它可能就与中国会吵架,说你中国不是指责我美国搞单边主义,那现在你来买单看看。

第四个问题就是东亚合作,美国现在非常紧张,未来两国可能也会为此吵架。亚洲是未来世界中心,美国如果失去这个地方的领导权,它的全球领导权就不稳了,亚洲的区域合作弄不好会出事。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证明了中国选择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是成功的,未来会不会继续成功我们不知道,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变换。但如果这种成功态势还能保持20年,大概“中国模式”就能够确立了,这个长期来讲对美国引以为豪的软实力,它的经济模式,它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挑战。在这五个问题当中,前面三个是实问题,后面两个有点虚,但也不排除在奥巴马任内的3到7年内会出现。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还是倾向于未来中美关系是稳定的。一是中美高度重视;二是共同利益未来还会扩大,据美方数据,中美经贸达到4千多亿美元,世界上两国贸易达到4千亿以上的只有中美和美加。在多边层面上,朝核、伊朗和亚洲金融稳定等,在全球层面,气候会议、联合国改革、反恐和防扩散等,中美的共同利益都在扩大。三是中美经过30年的磨合,现在有很好的沟通机制。据外交部统计,现在副部长及以上级别的中美对话机制有60多个,包括著名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保证出了什么问题,都能找到办法解决。第四是中美两国力量在趋于平衡。1979年中美建交的当年,中国的G D P是1700亿美元,美国是2.5亿美元,大概是15倍;到2001年中国加入W TO那一年,中国的GDP刚过1万亿美元,美国是10万亿美元,10倍;到了2008年,中国是4.4万亿,美国是14.26万亿,大概是3.5倍,双方的力量平衡曲线一直在缩小。现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是个常量,美国对华政策是个变量,常量力量的加大,有利于整个关系的稳定。第五个因素就是在可见的将来,马英九任内两岸关系是趋于缓和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现在两岸关系得到改善,意味着它的冲击力减少了。第六是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关系机构,这是在“9·11”之后出现的,简单地说,中国作为美国的“问题”,处在美国问题清单的后面,中国作为美国的“帮助者”,排在美国帮助者的前面。

南方都市报:现在中国对美思维框架还是要继续下去?

金灿荣:我觉得一代人之内应该继续,保持稳定。但可能在10-20年之后会有所变化,但怎么变难以预料,中国还是应该寻求“现体制内崛起”,这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前提。中国在“现体制内崛起”,美国其实是欢迎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是获得了好处的,从1979年贸易量200亿涨到2008年的25600亿,128倍,其中出口17000多亿,其实中美是双赢,这也解释了美国一超独大和中国的崛起并不矛盾,按照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是解释不了的,中国的崛起道路是关键。所以,中美关系10年内变的可能性不大,但10年后会不会变不知道,但我觉得变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是美国人担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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