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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的母亲》

时间:2010-07-17 13:13:54  来源:  作者:

张维迎/文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她老人家73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是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糕,她就走。她在这个
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要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但她早走了四天,没有看到新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在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她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北京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看她,她也不会叫我过去。她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愿意耽误我的事。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

  母亲17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把5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在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歌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1斗高粱。这1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10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黄河水上原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她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4头毛驴的任务。这4头毛驴是队里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农忙季节,她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日没夜地受罪,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而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了。

  母亲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7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母亲好面子,重名节。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请客送礼,母亲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柜子,这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柜子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到现在。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柜子的人,不忍心把柜子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柜子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这些树木就能卖出高得多的价格。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妒忌别人。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正是因为母亲的宽容和鼓励,我11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目不识丁,但格外敬重读书人。读书人中,母亲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村里小学的教师,都受过她的热情招待。记得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将同班一位同学的恶作剧错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一句话: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时,同公社一个村子想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来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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