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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国科技体制

时间:2013-08-07 14:44:07  来源:  作者:

科学网四位知名博主——曹聪、李宁、李侠、刘立在8月1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上撰写题为《改革中国科技体制》(Reforming China's S&T System)的文章,为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把脉并提出改革的思路。以下为文章全文中文版:

中国的政治界和科技界领导人正处在一股担忧中:尽管投入资金更多、人才更优秀、设备也更高级,但是国内的创新体制仍然表现不佳。中国科学家还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研究与商业已经脱节数十年,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创新技术和产品。中国企业对国内不报什么希望,只好依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我们将从科技体制管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探讨这些问题存在的千丝万缕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需求。

管理结构与发展

与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的科技管理也是高度官僚化的。其最高管理机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CPCC),通过国务院的科技教育领导小组(LGSTE)领导着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国务院总理(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领导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各个科技有关部委负责人和财政部长组成。小组负责研究和审查重大的科技教育政策和计划,协调政府间的重要活动。

科技部是负责管理科技事务的总览机构,包括从政策、规划和计划的制定到部分国家研发项目的预算和资源分配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和立法机关,通过其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对科技相关政策进行实施和修正。全国人大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批准财政预算。

中国科技体制于1985年进行改革,中国的科学管理机关的职责有所增加。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到中观层面上的项目、工程和相关资源的启动和管理,国家科技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在扩大。1998年,国家科技委员会更名为科技部,到2011年,科技部掌握着政府科技财政开支的约14%,远远超出了其负责制定和贯彻科技政策的职责范围。

随着部委和工业企业的逐渐投入并带来管理、协作和资助方面的重要综合影响,国家科技体制不断发生变化。2012年,中国的总研发开支已超过一万亿人民币,比2011年增长18%。在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MLP)中,以科技任务为导向的机构(如农业部、卫生部、工信部)的获资助研发项目有所增加。

宏观:缺少协作

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并未完全协调各个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宏观层面上的合作。虽然该小组由总理领导,但是科技创新教育方面的事务可能不如总理职责中其他方面的事务来得重要。具体的领导权通常是在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手中,他们或许在其他领域也有领导权,具体取决于其在党内或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国务院办公厅下属的一个秘书局负责该小组的具体工作,该机构人力资源不充足、对协作也没有鼓励举措。

由于是特设机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并不参与预算制定。该小组从来未以其名义出台过官方文件,也未曾对科技体制中的问题采取过措施。比如,2003年SARS席卷中国的时候,由于缺乏组织协调,科研工作者在面对不同对象——平民与军队;中央与地方;卫生、科技——时,很难就该病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

在国家科技委员会更名为科技部后,其负责协调运作的工作也不再明确。科技部只是国务院下属部委中的一个,但也可能是重要性和影响力低的一个部门——虽然其仍能获得中央政府大量的科技财政拨款。国务院内许多部委或部委级机构都承担有科技任务,它们获准在管辖范围内设计和管理国家研发项目,预算则直接由财政部拨款。其中,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和科技部不负责协调工作。

中观:资助体系发生“故障”

宏观协作的低效影响到中观层面上资源的分配。通常情况下,一旦一个国家研发计划立项并获得资助,相关的政府机关会出台指南并负责其自身(很大程度来自内部)的项目申请、验收和奖励办法。所有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层面上的质量控制标准作指导,不同机构资助的项目之间也没有信息交换。尽管研究重点都各自独立,但这些研发项目却有可能重叠,虽然是由不同的部委和组织(甚至是同一部委内)分别管理,但是它们设定的目标可能一样、所拥有的科学家也可能是同一批人。

重复研究未必是坏事,集中科研在研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常常也能产生好结果。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助渠道的多元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优点,因为它可以促进竞争、让研究多样化。而且,一个透明可靠的评审过程保证科学共同体的广泛投入和政府机构的利益,该过程由国会委员会负责进一步监督。

而在中国,某些科研人员可以用同一个项目去申请不同政府部门的资助并最终获得批准。一些政府机构急于向中央政府表明自己的项目值得投资,更愿意资助一小部分有名气的科学家,并希望利用他们之前获得的科研成就影响资助,甚至将这些成就归为资助机构名下。

中国的科研文化让知名科学家以及那些与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人拥有大量的竞争优势,这导致了研究资源的不平等和集中。一些科学家从科研工作者转变为行政管理者,便可从多种渠道获得大量的财政支持,而另一批科学家(通常是处于事业起步阶段或不发达地区)则连基本的保证研究工作开展的资助都难以获得。许多部门的公共资助的大部分比例都以专项或者非正规申请的方式拨付给了其中意的一些有名气的科学家,而不是通过严格的公正的同行评议来决定资助对象。

微观:不完美的评估与激励

中国的评价文化“很弱”。科学界存在深入人心的“不出版即出局”倾向,尤其看重在SCI期刊上发表文章。虽然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论文数,但是SCI论文已经沦为不恰当的评价研究项目、机构及科学家个人的标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通过SCI论文数为大学和研究机构排名。许多研究机构机械化地将科学家的SCI论文数和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估和晋升依据。

许多博士生被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否则无法进行论文答辩。如果发表论文不符合规定,他们的博士学位有可能被扣留。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2012年中国新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评比就与SCI论文数紧密关联。对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的过分看重导致出现奇怪的现象:一篇论文有多个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通过最低出版规模发表以满足标准或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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