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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通识教育传统吗?

时间:2013-04-21 17:13:44  来源:  作者:

然而,在中国传统理念里并没有多少自由可言,或者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自由”两个字似乎从来没有被认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存在的弊端,鲁迅归结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16]。在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装饰和笼罩着的等级特权社会结构中间,“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业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此这样“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人肉的筵宴的厨房”[17]。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明显的弱点,像这样不断地蔓延下来,就更为剧烈地束缚和禁锢着后人的精神和思想,逐步形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格局,而像屈原那样“放言无惮”和“反抗挑战”,能够达到“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的精神境界者寥寥无几。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两大缺失是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欠缺。[18] 他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理性”这样的专门术语,只有所谓的“性理”,是直接体验的对象而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真正的自由意志有赖于健全的理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的是一种虚幻的自由感。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则认为:“中国的‘仁-礼’和西方的‘自由-科学’构成了各自文化体系最深层的基础”,“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这个维度,我们的传统思想库中缺乏对‘自由’理念的深推细究,而20世纪的社会变革的实践更没有着眼于‘自由’来做文章,很长一段实践,‘自由’竟然还是一个贬义词。”[19]自由”之于中国,依然是一种“奢侈品。

他们认为,教育制度与整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是统一而且相呼应的,传统文化中对自由的抛弃不会不反映在教育制度中。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教育。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表达了这样的信条。“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也意味着用权力压制自由。另外,《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教育的内容就是上古文献、行为规范、忠厚的品格和可靠的人际关系这四项。所以,无论是“诗教”、“乐教”和“礼教”,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上下不移的秩序,使统治者的“江山”永固,“天下”太平。例如,“礼的原则乃是为给予生命以德性,并以防止形式主义,但事实上却反而造成了形式主义”[20],也即手段变成目的本身。《论语》的教育思想的确为中国长期稳定的皇权统治提供了有利的意识形态工具,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它的这种政治作用也是以牺牲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它以道德(“仁”)的名义要求人放弃自己的个人权利与欲望,去成全一整套旧的宗法政治体制。在这里,人的精神生活被归结为道德生活,道德生活则被归结为政治生活。显然,这样一种教育是无视人的自由本性的,它将人训练成为一心追求“仕途经济”而“上达”的“禄蠹”,对于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文学、艺术、心灵和感觉的丰富性)都失去了兴趣和敏感性[21]。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便是:“数百年来,教育的目的只有一项,即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22]在《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一文中,雷沛鸿先生指出,自由思考是构成大学之大的特征之一,并认为“欧洲很早就有大学教育制度,使人类自由思考传统,透过大学而保持、再生、发扬光大起来。中国历史缺少这个文化渊源,所以自由思考长期受到限制,一般读书人,只是在封建宗法社会中,结成三纲五常的罗网,帮助统治者制驭万民。这是研究中外自由思想史应注意的一个要点”[23]。李泽厚先生也认为,“以前的教育都是为了其他的目的的服务。中国传统社会为培育‘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服务,……而不是为了塑造人性本身服务。”[24]所以,在持否定观点的人们看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就是一种立足于政治的德育思想,即以“人伦教化”来“化成天下”的政治工具主义思想,而没有什么通识教育传统。

三、合题:会通的观点

从上面我们看到,对于正题和反题的论证同样是言之有理的。如果仅以形式逻辑来思考,往往会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然而,实际上在正题与反题中无论选取哪一个都是很难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进行思维的时候,仅仅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还要运用与形式逻辑不同的思维方式——辩证逻辑。我们应该看到“正”题和“反”题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不可一概而论。

持肯定观点的一方从“同”的方面审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与西方通识教育的关系,透视其联系和统一,情深意切,微言大义,肯定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指出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与现代通识教育相互协调发展的方向,这是其长;不足之处,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感情很深,影响了其理性判断,导致对中国古典人文教育与西方通识教育两者的区别注意不够。

持否定观点的一方从“异”的方面审视中国古典人文教育与西方通识教育的关系,揭示其差异和区别,厘清了中国人文教育传统和西方通识教育传统各自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分析入微,逻辑严谨,使这一论题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这是其长;不足之处,是对中国古典人文教育传统与西方通识教育传统的联系和统一讨论不够,未能触及两者之间如何融会贯通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中国古典人文教育有与西方通识教育相契合的地方。如中国先秦儒家强调教人以“六艺”,它包括诗、书、礼、御、射、数,这六艺绝不仅是实用知识,它们虽然有实用功能,但先秦儒家教人以“六艺”,其最终目的是要将人培养成“君子”。所谓君子,首先要有德行,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还要有高雅的文化修养。同样,古希腊时代的学者提倡“七艺”,它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学习这些知识,不是将其作为职业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了成就一种人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希腊时代将这种文化教育视之为自由教育,一种以自由人的人格养成为目的的教育。应该说,这种以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为目标,同时又将人格修养与知识的熏陶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方法与教育过程,中西古典教育的传统有一致的地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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