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榜样 | 古今学习模式与中外人才培养 | 基础学习 | 语言学习 | 人间美文 | 学习能力 | 学习工具 | 学习理论 | 科研美图 |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快乐学习 > 古今学习模式与中外人才培养

读书教学四十年(杨振宁)

时间:2013-03-11 01:49:04  来源:  作者:

杨振宁

今天,我在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这是-个很大的荣誉,也使我深有感受。

记得,一九七一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我所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上海;我所访问的第一所大学,就是复旦大学。那以后到今天,我访问新中国共十九次。在这当中,我曾多次来到复旦大学。从一九七四年起,我就同复旦大学物理系、数学系的好几位教师有了很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这对我了解物理学和数学有很大的帮助。胡和生教授就是跟我合作的几位教师之一。那以后,我又通过复旦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去我们学校访问、念书的机会,与复旦大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联系。正因为这样,今天我接受复旦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感到特别高兴。

大家都知道,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世界对新中国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感到非常兴奋。我讲这句话,并不仅是代表在海外的中国血统的人,而是包括了西方各个阶层的人。因为,新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新的变化。能看到上海市正在生气蓬勃地采取许多新措施,我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想,这就意味着新中国能在以后二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自己读书、教学的经验。

我是一九二二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许多人解释说我是在南京出生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宁”字来源于怀宁。因为在我出生时,我父亲是安徽省安庆县〈那时叫怀宁,是安徽的省会〉一个中学的教员,所以我的名字叫杨振宁。

我在安徽合肥生活了六年,合肥那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城里的马路窄得连一辆汽车都通不过。记得,一九三七年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回到合肥住过几个月。我家那时离合肥城里最大的一条街相距很近,可是就在那里也没有电灯,只有在那条大街上才有灯。所以,那几个月里,我晚上念书只能用煤油灯,

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时候。那时,孙传芳的军队曾多次打到合肥。每次军队打到城里,人们都逃到农村、教会或医院去躲避,我一生中第一次记忆最深的,就是在一次出逃回城后,一到“四古巷”家里,就看到房子的犄角里有一个子弹孔。

在我四岁半时,开始由母亲教我认字。五岁时,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和其他堂兄弟姊妹念书。那时所谓念书,是念一本叫做《龙文鞭影》的启蒙书。这本书我念得很熟。一九二八年我六岁时,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他是在我一岁时去美国念书的),我和母亲一起去上海接他。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坐船去厦门,因为我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书,任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也许在座的很多同志认识我父亲,他曾经多年在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那时我虽然看见过我父亲,但事实上却等于看到一个陌生人。当时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他说念过什么书,我说念过《龙文鞭影》。他问我是否会背,我便从头至尾背了一遍。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却完全不懂。不过,他还是送了我一支自来水笔,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第一支自来水笔。(1)

 


杨振宁

小学与中学

一九二九年,我随父母从合肥搬到北平清华园。大家也许知道,清华园有一个美丽的校舍。我在清华园前后共住了八年,读了四年小学和四年中学。那时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当我的同龄人正遭受困难时,我能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下度过美满的童年,是非常幸运的。

我在清华子弟小学――承志小学念了四年。一九三三年进崇德中学。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先搬回合肥,后又迁至昆明。我在昆明念了半年中学。由于许多学生都是逃亡者,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当时教育局规定,学生可以不在一所学校念完中学,并可以用同等学历考大学。我就参加了当时的大学考试。一九三八年我刚进西联大,那里就遭轰炸。我在昆明的七年里,几乎无时没有被轰炸的危险。记得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家园子里正中一弹。幸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了乡下,或进了防空洞,所以全没受伤。每当我从城外往城里走,我都担心着我家是不是遭到轰炸了。那以后几天,我拿着铲子到废墟里去挖。当我挖出几本书时,我兴奋极了。今天就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本书对一个大学生的意义。

坚实的基础:在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的。那时的教室是铁皮的房子,下雨时“叮叮当当”地响;地板是泥铺的,下雨后踩成一个个高低不平的坑;图书馆的窗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刮风时,我们必须拿一样东西把书本压住。尽管物质条件很困难,但教师们教得很认真,学生们学得很用功,所以我在那里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

那时的大一国文课采用的是轮流教授法,即每个教授轮换着讲授一至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这种办法极易产生紊乱。但那时西南联大教师阵容很强,这种轮流教授法使我们学到了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那时教我们的教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罗荣先生等很多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大二电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他曾经很多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后来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校长,解放后任过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一九七七年去世。我的大二力学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任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也已经八十出头了。

那时,所有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而我们学生学习的态度也确实很认真。

一九四二年,我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研究院的两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2)

 


杨振宁

前后六年我在西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是王竹溪先生和吴大猷先生。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曾去英国学统计力学,一九三八年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四二年我进研究院后,就请王先生做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

把我引到了统计力学的道路。这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今天,统计力学还是我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之一。王先生后来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幸在一九八三年去世。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推荐资讯
相关文章
栏目更新
栏目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