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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创新性理论产生的条件和环境

时间:2010-10-19 19:00:58  来源:  作者: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为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在社会科学中如此,在自然科学中也不例外。一般人的思维往往循着常规进行,对一些公认的规律、理论习惯于遵循,不习惯怀疑,更不敢违背,对权威的话从不怀疑。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表现最为突出,这是孔子学说中最应剔除的糟粕,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圣人的话是不能怀疑,不能违背的。在封建社会里,这一信条发展到了极点,并成为法律。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更是不能违背和修改的,违抗圣命是有杀头之罪的。就是在家庭里,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听话”,“听话”就是好孩子,家长的话就是圣旨,不能提出异议,更不能顶嘴,否则就要挨打。上小学后老师的话又成了圣旨,谁敢违抗就视为调皮捣蛋,就会受到惩罚。这可能是造成中国几千年文明中自然科学得不到发展的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其危害延续至今。在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可与之比拟。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小人物的话必然受不到重视,如果与大菩萨的话(当时被认为是真理)违背,还要受到强力的打压。而创新则往往是违背大家习以为常、以为是真理的思维模式的,也可以说创新就是违背常理,创新越大所违背的常理也越大。因此最具原始性的创新也最不容易被人理解,更不容易被同行理解,而是容易被同行认为不可能,甚至被认为是精神有问题,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1966年7月在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的学报》发表题为“光频率的介质纤维表面波导”的论文后,他被一些行内人士认为精神有问题,按一些大家的标准他的论文是发表在SCI不收录的“不入流”的杂志上,我想其头两年的引用率肯定大不了。对于原有“理论”不符的试验结果往往用“在理论上不可能”来否定,却忘记了哲学上一条最重要的真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科研人员就是在科研中发现了与原有的理论不符,甚至相反的试验结果,要么把其归结为“偶然”了之,要么就怀疑自己的试验结果,以试验失败的结论了之。当然对于违背“常理”的试验结果要慎重,不能单凭自己的一次试验结果就否定人家用多少次试验得出的理论(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是要首先检查自己的试验过程是否有误,如果无误,就要再经过几次试验,如果都证明自己的试验结果是正确的,就应对原有理论提出怀疑,并根据自己的试验结果提出新的解释,即新的理论。但现在的许多研究者中不仅如前述,有的为了好发表,就牵强附会地用时髦理论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更有甚者,少数丧失科研道德的人甚至伪造试验数据,以符合现有的理论。而这种文章却很容易审查通过。以这样的前期工作基础去申请基金,也容易在评审中得高分而获得资助。相反,对违背这些规律、向权威挑战的人,特别是那些小人物(这种人又往往是小人物),却容易百般挑剔、不予支持,甚至打压。而那些最具创新、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和理论却往往产生于这些小人物之中,实际上所有大人物都来自于小人物,但成了大人物后又往往看不起小人物。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当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时候,当孟德尔提出遗传定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人物,虽然当时受到了强力打压或忽视,但历史却证明他们是对的。正是这些小人物创造的理论翻开了科学史的新篇章。翻开整个科学史,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创新理论极少得到当代人的多数认可,更不用说象SCI的标准那样在两三年内得到大量引用,即使引用也往往是批判,就是在一、二十年内得到承认而获诺贝尔奖的也很少。只有当这些最原始创新被大多数人认可后,也就是已由冷门变成热门后,论文的引用率才高,才有可能获得相关领域的最高奖,像诺贝尔科学奖。但是因为诺贝尔科学奖只奖给活着的人,所以真正提出最具原始创新理论的人得奖的可能性极小,只有后来将这些新理论推向新阶段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就遗传学理论来说,最早提出的孟德尔没有获得,而重新发现者摩尔根获得了,推向新阶段的DNA双螺旋结构的J·沃森(Jin Watson)、F·克里克(Francis Crick)获得了,今后此领域还会有人获得。再如,现在中学教科书上都介绍的植物顶端分生组织和侧生分生组织形成层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早在18世纪中叶,当时的显微镜还不能看到时,C. H. Wolff和Du Hamel就凭他们对植物生长的观察和远见卓识分别提出了植物的长高靠顶端分生组织,长粗靠侧生分生组织形成层的假设。但在当时“先成论”盛行的年代,没有几个人相信这一假设会是事实。直到一百多年后,显微镜制造和切片技术都大大提高,能看清这些分生组织的结构和活动,证实了这一假设时,人们才接受了它,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直到上世纪对动物中发现的可分裂细胞命名时,有关动物学家还误认为植物茎干的细胞都能分裂,所以起名为干细胞(stem cell)。另外,再看一下现代正在热,并还在不断升温的生物技术,特别是从发生、发展到逐步成熟,并已逐步成长为一大支柱产业的基因工程和遗传工程的三大理论基础从提出到接受的历史,更能说明这一问题。一是G. Mendel(孟德尔)1865年根据他的豌豆杂交试验结果提出的遗传定律,二是1838年和1839年分别由植物学家M. J. Schleiden和动物学家T. Schwan提出的细胞学说,三是1902年植物学家G. Haberlandt根据细胞学说提出的细胞潜在全能性学说(即认为生物体内所有细胞都有发育成完整生物体的可能),也几乎经历了相似的命运。Mendel提出他的遗传理论后50多年没人问津(可以说引用率为零),Haberlandt提出他的理论后因为自己没能用试验证实,当然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直至56后(1958)Steward等分别用胡萝卜根韧皮部和烟草组织块培养成小苗,从而用试验证实了体细胞确实具有潜在的全能性,才在植物学界形成了研究的热潮,又过了39年(1997)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才在动物中被大多数认可证实了细胞的潜在全能性,实际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童第周老先生就克隆成功了蟾蜍和鱼(当时中文中还没有克隆一词,称作细胞核移植)。有意思的是,动物克隆成功后又像干细胞的发现一样,不再像摩尔根和施旺那样尊重植物学家的发现,使用共同的名词(基因、细胞),而是另搞一套。其中细胞学说的命运算是最好的,很快就形成了研究的热潮,这是它的产生方式与前二者不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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