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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回忆:神经科学能否修改创伤记忆?——纽约客

时间:2014-06-16 08:17:10  来源:  作者:

精神病学
部分回忆:神经科学能否修改创伤记忆?
作者:迈克尔·斯贝克特
发表于:2014年5月19日
丹妮拉·西勒重点研究记忆与恐惧之间的关联 图:Josef Astor
关键词
科学;丹妮拉西勒;记忆;恐惧;神经科学;大屠杀;创伤
每个春天都有一个早晨,整整两分钟,以色列全国屏气静息。行人站在原地,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没有一个人讲话、歌唱、进食或是饮水,全国人民都向纳粹种族屠杀的遇害者致敬。地中海到死海整片区域,唯一能听到的声响就是警鸣。丹妮拉·西勒最近告诉我:“在我们国家不尊重警鸣就是最大的冒犯。”西勒现在掌管西奈山医学院的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在纽约住了九年,而她成长的地方是里雄莱锡安,就在以色列第二大都市特拉维夫以南几英里。“我父亲不关心警鸣的事,”她说,“对他来说这一天没什么特别,他一样的走动做事,就像什么也没听到。”
西格孟·西勒对大屠杀纪念日的漠不关心或许情有可原;二战的头两年他住在戈罗坚卡犹太集居区(当时属波兰,现在被划给乌克兰),后两年躲在加利西亚森林中散乱的掩体里。他在1942年15岁时,被德军抓了送到图斯特(华沙以西的小村庄)附近的劳动营,也就在那度过了战乱。创伤患者通常尽力封存令自己痛苦的记忆。西格孟好似从未对人讲述在集中营的时光,连老婆也不例外。
“上六年级时,老师让我们采访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丹妮拉回忆道,“所以放学后我径直回到家里。他[父亲]什么也不说。之后我也试了好几次,每次都一无所获。”她脸上闪过一抹无奈的笑容。我们当时坐在她办公室,在曼哈顿上东区,离西奈山的实验室不远。那是个意外明媚的冬日上午,阳关透过窗户漫进来,即使只隔着几英尺我也很难看清她的表情。“我很早就认定了,他的一语不发会永远持续下去,”她说,“我成长的时光一直纳闷儿,学校里学到的德军那些骇人听闻的行径,有哪些发生在他身上呐?”
经过这么些年,那种一语不发的沉默慢慢成为了她的一部分。“这个事情也不是很刻意的,”她说道,“只是我成长的岁月里隐隐弥漫这种恐惧。他在隐瞒什么?为什么?人们为何要那样做?”很大程度上,最后这个问题变成了她事业上的核心:情感记忆如何在脑中形成,这个扑朔迷离的生物学现象正是西勒的研究主题。她现年41岁,担任西奈山神经科学与神经病学部助理教授,钻研记忆与恐惧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恐惧的记忆来确保生存,”她解释道,“不然你咋知道火炉子不能再碰了?但很多人的生活被恐惧填满,而我们能做的还远远不够。”
超过百分之五的美国人经历着某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退役军人中,比如从阿富汗或伊拉克回来的,这个数字(5%)还要高些。还有数以百万的人遭受深度焦虑、损耗性恐惧症、渴望成瘾等;这些情绪通过同一种神经路径形成,这也意味着,对其中一种病症的治疗若成功了,也能用在另外的病症上。即使最初有效的行为疗法,最终都不起作用。旧病复发的情况极为普遍,渴求行之有效的治疗从未如此迫切。然而新的治疗方法难以实现,因为我们对人类大脑的认识,大多来自对其他动物的神经元进行研究。我们还不能直接拿针插入某人的大脑,取出些神经元,放入培养皿,看看能研究出什么来。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机(FMRI)对这一难题大有助益;神经科学家可以监视大脑中的代谢变化与血液流通。但这两种器械都无法直接观测神经元的运动。
即便如此,西勒步入该领域的时刻还算幸运。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科学家已经梳理出分子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让大脑得以形成、存储并调取各种不同的记忆。2004年,就在西勒获得特拉维夫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的同一年,她获得傅尔布莱特奖学金,加入了纽约大学伊丽莎白·菲尔普斯的实验室。菲尔普斯与同事约瑟夫·勒杜是全国著名的研究员,从事学习、情感与记忆神经系统的研究。机缘巧合的是,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也在同一年上映,电影讲述两个人选择消除关于对方的记忆后发生的故事。现实生活中,还无法仅仅从脑中摘取某个记忆而不累及其他部分,西勒也不愿意这么去做。她与各位同事有个更为远大的目标:找到方法修改我们的黑暗记忆。
“我想把痛苦的情感从与之有关的记忆中分离开来,”她兴致勃勃地说道,“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忆起严重的创伤,像我父亲肯定经历过的一样,不会受到惊恐的阻止。你还保留着记忆,没有的只是连带的极度恐惧。这可比电影里的刺激多了。”来纽约之前,西勒听说《永恒阳光》的想法源自勒杜的实验,后来证实这是误传。电影像科幻,当然大部分也实在是科幻。然而它让很多神经科学家意识到,电影情节包含着对真理的暗示。
有关记忆的概念倾向于反应时间技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把记忆看做印在蜡板上的想法,可以轻易抹掉让蜡板再次使用。如今,我们更偏向于把记忆看做照相机或摄影机,记录、存储并循环播放我们年深日久积累下来的资料宝库。然而事实上,我们获取的每个记忆都依赖于一连串的化学反应,是数百万神经元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些神经元并不相互接触,而是通过环绕其周围的微小空隙或是突触进行交流。神经元延伸出来的细长部分,即树突,可收取其他神经细胞发出的化学信号,并通过突触向邻近的细胞体发送信息。人脑中这类连接数以万亿。我们进行学习的时候,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就加强连接神经元的突触。新蛋白质中形成的长期记忆,不时会改变这类突触网络;有些就不可避免地会消弱,而另一些吸收了新的信息后边的更为强烈。
记忆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暗含的程序性记忆,比如骑单车、系鞋带、煎蛋卷,分布在大脑各处。而恐惧和喜爱这类情感记忆存储在眼睛后面的扁桃体中,亦即位于大脑额叶深处的杏仁状神经元组。刻意的视觉记忆,如预约看医生的日期、历任总统名字等,都放在海马体中,海马体也是处理语境信息的器官。把记忆召回到清醒意识中需要破费一番功夫。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能抹去的记忆,也有无论怎样都调取不出来的记忆。纽约大学以及其他机构的科学家,已经着手识别能产生蛋白强化记忆的基因,以及干扰这一进程的基因。这两类发现都点燃了撩人的、初步的希望:制造新一代的药物,帮助人们记起或是忘记一些事情。
记忆得到固化前都非常脆弱,可以被轻易毁掉。谁没有努力回想电话号码或地址而终不可得的时候呢?那个记忆无一例外都溜走了,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这也解释了为何经历车祸或其他严重创伤事故的人一般都想不起事发前的事情。)新的经历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生化与电流过程,将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时间越久,记忆变得越强,更不容易受到干扰,并且最终印在大脑上形成回路,各位科学家对此已争论了近一百年。这一流程并称为[记忆的]巩固。直到最近,几位研究人员对这一范式发出各种质疑,其中唯一重大的问题是要多久才能完成巩固。
多年以来,不断有人提出,这一流程并没有看起来那样直截了当。1968年,罗格斯大学里唐纳德·刘易斯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发表了实验成果,实验中大鼠被置于特定的场景,对据推测已经永久存储的记忆进行检索。首先,科学家培养大鼠对特定声响的恐惧。第二天,刘易斯再次播放这个声响,随后立即对其头部进行电击。令人惊讶的是,大鼠好似完全忘记了声响的负面关联,它们不再惧怕这个声响。这个现象很费解,如果记忆真的被植入大鼠的大脑,温和的电击应该不能消除这个记忆。可惜该实验不能轻易由他人重复,只有为数不多的神经科学家对这个单一而又矛盾的发现予以关注。
不久之后,在看似无关的研究中,加州大学埃文分校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图斯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研究,寻找误导信息可以旁敲侧击进入记忆中的方法。在她最为著名的研究中,她分别向24个实验对象分发一本日记,详细记录了各自童年时期的三件事。为了让记忆尽可能真实强烈,洛夫图斯向其家庭成员寻求帮助获取信息。之后她又添加了第四件完全虚构的经历,描述如下:五岁那年,每个小孩都在购物中心走失了,最终得到一位陌生老人相助。洛夫图斯巧妙地使用合理的信息来描述这个虚构记忆,比如每位对象可能去过的购物中心的名字。之后她跟实验对象进行访谈,四分之一的人回忆起在购物中心走失的经历,有些对象的回忆不乏惊人的细节。
“我记得那一天,我一直在哭……以为再也见不到家人了,”一位参与者在访谈录音中说道(YouTube上可以收听),“一位老人走过来……他穿着法兰绒衬衣……我还记得妈妈说再也别走丢了。”这些肯定的述说带有一份精确与肯定,容不得人怀疑,只是没有穿法兰绒衬衣的男人,也没有来自实验对象母亲的嘱咐。记忆“工作的方式有点类似维基百科页面,”洛夫图斯在最近的演说中提到,“你可以登陆上去进行修改,别人也能这么做。”
洛夫图斯表示即使最生动详细的证词,例如性虐后“回想起来的记忆”,也可以是不准确或完全错误的。洛夫图斯因此而受人诋毁。“她改变了世界,”伊丽莎白·菲尔普斯表示,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她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她是大学的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银奖教授。“记忆不可靠这一观点改变了美国的法庭审判,这完全归功于伊丽莎白面对强烈反对时的坚持不懈。”
洛夫图斯的研究成果,向大脑生物学提出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如果虚假信息可以如此严密无缝地并入人对一件事的记忆中,那么最初的记忆呐?它是被完全覆写了,还是仅仅被调整,加入了一条新的记忆路径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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