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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要烧掉你们的信吗?

时间:2013-05-26 14:26:10  来源:  作者:

为什么会这样:当一名作家明确表示不想出版他的作品时,我们还是出版了它?薇拉·凯瑟(美国女作家《啊,拓荒者》)的信件在1947年她去世时已经被保存起来,现在她长眠于地下,她的大捆信件却早已被出版。但她绝不是唯一一个被忽视遗愿的作家:或早或迟,这也会发生在其他作家身上。

在厄尼斯特·海明威死后,遗产继承人决定的将他的遗作出版,那篇海明威自己(明智地)从未出版的《伊甸园》。乔治亚·欧歌芙(美国艺术家,被列为20世纪艺术大师之一,代表画作《月梯》)写给丈夫阿尔弗里德·史蒂格利兹(美国著名摄影家)的信件在她死后二十五年里从未被获得,甚至是专家学者也未曾拥有。现在,它们全在网上,只要你有一台笔记本和十五分钟就能看到。也许唯一能使作家阻止这件事的方法就是学学威廉·萨默赛特·毛姆:他把信件扔进壁炉,吓坏了的秘书眼看着柴堆烧得吱吱乱响。为了拯救一些信件,秘书悄悄藏起来了一部分,但被毛姆抓个正着,“还有那些”毛姆说,他的秘书只好乖乖地将剩下的信件投入火中。毛姆的那些信件从未流出市面并且也永远不会。

玛莎·库里的高端小说《保管者》正揭示了这些主题——所有权与隐私权,以及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她考虑到了学者所能达到的研究长度(任何均可),以及他们在能获得的有限资料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争论(文章的延伸性,巧妙性,说服性)。在她的书中,一个颇具决断的学者将对一个藏有T·S·艾略特(20世纪美国/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代表作《荒原》)保密信件的贮藏室进行突袭,“保管者”见识到了学者的决心,决定转移这些资料以避免受到侵害,他采取了毛姆的方式,亲自烧毁了资料。这也许是保护这些资料不再受到学术界无止尽的围攻的唯一方法。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凭什么学者们无权见到这些著作呢?

一般来说,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保密的原因有三种:首先,那属于隐私,一旦上市则会侵犯仍然在世的人的隐私。其次,它会揭露一些行为或信息,它们很有可能会令作者及朋友感到尴尬,并且遭到非难。第三,特别是对作者更为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并不成功或是并未完成,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学术界的审视。

所有这些原因在当时是多么坚决而又令人信服,现在却随着时间推移消失得无影无踪。乔治亚·欧歌芙98岁仙逝,那是在她丈夫去世三十年后。而自她去世后,她的信件又被保存了长达二十五年,这意味着即便是间接和他们的故事相关的人也早已不在世上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身边人的故事也罩上了朦胧的面纱。那时人们隐秘的行为也变得久远而可以容忍,当然它们似乎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总能原谅去世了的人的怪癖,每个人都有怪癖。但我们能夺取埃德蒙·威尔逊(20世纪美国著名评论家,代表作《三重思想家》)的私密日记,仅仅是因为日记揭露了他本人的恋鞋癖吗?我们不应该,也不应该批评这一点:他对女性友人穿着鞋袜产生的亲近的、近乎痴迷的情感描述是令人惊讶的。面对那些读过这些内容的陌生人,威尔逊可能会很尴尬,有些人可能会忍不住笑出来,或是有些女士颇有暗示性地扫一眼自己的高跟鞋——这些都不会发生,因为直到他死后,这些日记才被出版。到那时,那些充分显示他在文学批评方面洞察力的珍贵资料才被挖掘出来,恋鞋癖则变得无关紧要了,但是他们还是拓宽了我们对伟大头脑的运作方式的理解。他们并不按常理出牌——这不正是我们的目的吗?

保密的资料如同一个令人激动的宝库:学者们千方百计地挖出它们。他们会想办法读到这些作品,紧接着会找各种渠道出版它们。当然了,在我们这种对信息疯狂攫取的时代,政府的保密文件、有完整版权的书籍被公布到世界上仅仅是因为个别掌握技术的人认为他们做得到而已。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趋势,人们对发现和揭露有着无法抗拒的意愿。

奇怪的是这些资料并不是真正地需要保护,因为一旦作家声名鹊起到能够掀起学术界的关注浪潮,这种自发的学术审视也会变得极其温和。一般来说,学者们只会奋力研究他们尊重并欣赏的作家的作品,而不是他们鄙视的那些。这些资料会被已经非常熟悉和理解作者的人来进行解读,而作者已经被他最棒的作品定了性:那些不太好的作品并不会败坏了他的名声。早期的,末期的,不太成功或是未出版的资料会阐明和揭示一切,但不会贬低一切。恰恰是热衷于伟大作品的学者才会花大量时间来研究它。

到底谁最终获得了作者作品的归属权呢?所有作品的出版,使得作者将自己置身于全方位的公众视野里,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如狼似虎的公众敞开。如果作者不想任何人看到她的信件,她一定有自己壁炉。如果作者想要在某种学术性的地方保存自己的信件而不是把它们藏起来,学者们就一定有机会把它们翻出来。只是这种学术性的关注将很有益处,她的声誉会更添光彩。

最终,死亡是最关键的因素:死亡是对权力的最后弃权。不论我们希望如何,濒临死亡之时,我们都会放弃我们控制着的一切。也许作品会保留下来,甚至会大放异彩,但这已不受我们控制。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英国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代表作《墙上的斑点》《到灯塔去》)在她的自传里所说:“这就是过去以及过去生活着的人们,他们都奇迹般地被封存在魔法盒子里,我们能做的只有看着和聆听……很快,这些小小的人物—相比较真人本身—动了起来,开始说话。当他们动起来,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各种地方,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他们活着时可能会去的地方;当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细细品读他们话中的所有含义,那些含义甚至从未出现在他们脑中,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会马上说出想到的一切。但你一旦置身于传记中时,一切都不同了。”事实是,一旦你死了,一切也会不同,别人决定了你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恰恰是作品本身吸引了审视的目光。我们这些作家通过作品揭露内心,奇怪的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还认为我们能保留自己的隐私:在邮寄出我们的第一份手稿之时,我们就已放弃了自己的隐私。那份手稿揭示了最热烈最真实的自己。不论我们把它们称作何种体裁,给予它什么样的名字,在作品的背后则是我们自己。若是它点燃了公众的激情——那不正是我们期盼的吗?——这团火焰将会毁掉我们。如果我们点燃了信,也不会去扑火。热情会继续,如今公众的推测则会使火烧得更旺。也许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该在死前把自己的信件藏起来?”,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该继续坐在桌前,开始写作?”那才是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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